准确性怀疑认知：数字时代新闻传受双方的核心素养
2024-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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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力轩（广州新华学院传播学专业副教授）；聂静虹（通讯作者，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9期
导 读：
本文论述了从“泛泛而疑”到准确性怀疑的必要；从传者、受众、传受双方共享三个角度提出了数字时代准确性怀疑的方法：传者要坚持与创新，受众要重视信源、证据、开放与教育，传受双方则共享“Hurtt六点”。
一、引言
当前，新闻业正在经历一场危机。
对传者而言，越来越少（且越来越过度工作）的记者对其报道领域有深入了解，既有的新闻免疫系统越来越无法抵御“倾向与欺骗”的力量[1]。许多专业媒体组织面临的经济危机不仅削弱了它们“为公而疑”的能力，而且使其面临更大的压力，不得不更多地服务于商业需求。人们普遍担心，在数字信息商业化的过程中，记者个人所受到的经济压力会进一步削弱他们的专业精神[2]。对受众来说，新闻、观点、娱乐和其他类型媒体内容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后真相”“回声室”“确认偏见”等现象泛滥，人工智能也有捏造信息的倾向[3][4]。《2023数字新闻报告》显示，全球平均56%（较2022年上升2个百分点）的人表示，他们担心互联网上的信息真假难辨，且这一现象在以社交媒体为主要新闻来源的人群中表现更甚，占比达64%[5]。教育学者担忧，许多年轻人缺乏分析媒体信息的能力[6]。
在这种环境下，新闻传受双方的素养提升成为数字时代全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网信办联合教育部、人力资源部等24个部门专门召开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推动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向纵深发展[7]。数字时代的新闻个体是活跃的“生产+消费者”，即新闻传受双方往往融为一体。每个人都不再会从单一渠道获取新闻，而是会有一套自己的“方案”，在这套“方案”中，人们可以从不同来源获得新闻内容，批评、评估、寻找可替代性策略并创建属于自己的新闻语境。
那么，如何构建这套平时被我们称作“新闻素养”的“方案”呢？本文认为，以准确性怀疑为导向的怀疑性认知对于数字时代新闻传受双方的素养培育都非常重要，堪称新闻素养之核心。这里的“准确性怀疑”强调以求证事实或信息的准确性为动机，与准确性怀疑相对立的是身份性怀疑；怀疑性认知则指一种良好的怀疑态度或精神，“一种开放式的经验性思维方法”[8]；而本文所述新闻素养特指如何“采写”和“阅览”新闻报道的技能，主要涉及新闻传者的职业素养和新闻受众的个人素养两个方面。
二、为什么需要准确性怀疑认知
仔细考察国家、机构、中外媒体的新闻职业规范，真实、准确、客观、公正、责任、公平等，几乎是全世界媒体人的共识，所有的新闻职业技能也都围绕这些近乎真理般的原则而展开；但进一步思考这些原则或技能背后的精神实质，我们会发现两个字——怀疑。真实是对虚假的怀疑，准确是对细节的怀疑，客观是对主观的怀疑……从本质上讲，新闻记者就是一个具有良好怀疑精神的执着奉行者；怀疑性认知可以说是记者最基本的职业准则之一，“他们永远在观察、在思考，不愿被表象和假象所蒙蔽，不愿被貌似权威和真理的谬误所愚弄，他们的双眼里写满了问号”[9]。有学者坦言，如果说新闻客观性原则有诸多弊病，那么更为朴实、谦逊而又老式的怀疑性认知则可以成为其良好的替代品[10]。
毛泽东同志曾要求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11]。刘少奇同志也鼓励记者要具有怀疑精神，他曾对党报记者强调：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中央时刻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因此鼓励新闻记者来考察，依照记者亲手获得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12]。
在数字时代，记者、传者需具备怀疑认知的重要性有增无减，良好的怀疑是抵御操纵信息和不良新闻源的自卫机制，是完成高质量新闻工作的必要条件。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大多数公共机构都可以直接与公众沟通，这时怀疑性认知对新闻业就变得更为重要，记者需要更为扎实的事实核查能力，并将信息置于背景之中加以检验。对今天的新闻传者而言，敢于怀疑、善于怀疑并引导受众理性怀疑，既是一项需要强化的基本功，更是其未来需要加强的专业技能。
良好的怀疑机制有助于减少对错误信息的易感性，因为它鼓励人们质疑媒体上信息的来源和准确性，并作出更好的判断；怀疑性认知对于媒体通过议程设置来塑造公众舆论的能力也具有引导作用，良好的怀疑论者更具独立思考精神，且更具政治参与意识；具有良好怀疑精神的青少年更能理性而自信地去区分诚实的主张与误导性说服。
在解决数字新闻消费中存在的各种根深蒂固的问题方面，怀疑性认知也被证明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它帮助人们从超载的低质量或虚假信息中识别出高质量内容。其次，它可以避免人们在各种信息面前盲听盲信，有研究发现，持怀疑态度的社交媒体用户不太容易受到阴谋论等内容的影响，且更有可能表现出负责任的在线行为。有专家坦陈，数字时代的信息可访性空前提高，互联网允许人们从各种来源进一步审视新闻内容，但如果公民个人没有良好的怀疑精神，那么时代所带来的技术优势将荡然无存。
怀疑性认知也与更广泛意义上的媒介素养、信息素养等培育紧密相关。认知需求、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水平越高的人越有可能对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信息持怀疑态度。媒介素养的前提是怀疑——媒介素养支持、需要并促进了怀疑精神，媒介素养给予其受众的方法和能力需要通过向个人灌输怀疑性认知来实现。
总之，拥有良好怀疑精神的新闻受众更倾向于通过批判性思维和增强信息搜寻来了解真相。怀疑性认知不仅可以培养公众对媒体和媒体内容的高度关注，还可以使大家以开放的心态审视事实和动机。传统新闻素养培养所强调的知识和技能，就是为了使新闻消费者成为一个持更加谨慎怀疑态度的人[13]。
“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说明信息渠道多了，社会开放程度增强了；但我们的问题是爱走极端、擅长创造世界之最”[14]。虽然对社交媒体上的错误信息持怀疑态度是人们拥有良好数字媒介素养的一个标志，但人们也需避免对事实上是真实的信息持非理性的怀疑态度。
调查显示，数字时代的大多数人并不完全理解他们收到的信息是如何被算法过滤的。他们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信息，而是对几乎所有形式的信息都持怀疑态度，包括经过专业编辑和记者选择的信息，即大多数人在社交媒体上浏览新闻的方式是基于一种“普遍性怀疑”，即人们普遍质疑各种信息和选择[15]。普遍性怀疑的危险在于人们容易将怀疑性认知作为“屏蔽器”，屏蔽或低估那些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吸收的信息，进而导致自己与真正有益的信息相隔绝。这种极端媒介怀疑的危险还在于人们拒绝认同那些专业而真实的报道，拒绝接受一个清醒的现实。不健康的怀疑也可能通过身份投射用于政治目的，例如将社交媒体上的错误信息归咎于政治对立群体，加深人们关于真相与谎言的分歧[16]。因此，新闻素养培育不仅应提高人们对媒体、平台上各种信息的怀疑态度，更应该帮助大家的这种怀疑更加理性和适度。
那么，怎样的怀疑才是合适的呢？许多专家、学者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有学者推崇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于1942年提出的“有组织的怀疑”观点，其以“根据经验和逻辑标准对信仰进行超然的审查”为特征[17]。还有学者提出了“知情性怀疑”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明智”的怀疑倾向，它会促使人们认识到任何信息或理由都受到叙述者本身观点或动机的限制，进而引发对信仰的反思和考量[18]。但这些概念、观点，或流于宽泛，并不具体；或并非针对新闻领域。
本文借鉴李嘉宁和罗森斯蒂尔等学者的观点，以“准确性怀疑”来概括数字时代新闻传受双方应具有的怀疑方式、程度。如开篇所述，准确性怀疑是以求证事实或信息的准确性为动机的怀疑；它以担心社交媒体上的错误信息会影响自己认知和决策的正确性为前提；一个以求证准确性为动力的怀疑精神拥有者会倾向于寻找更多的信息来进行交叉验证，这将进一步促进知识和信息获取的良性循环。准确性怀疑给传受双方带来的积极结果还包括：对自身局限的清晰认识，有利于减弱社会分歧等[19]。
与准确性怀疑相对立的是身份性怀疑，这种怀疑以个人身份立场作为怀疑的基本驱动力，核心考察的是社交媒体上的错误信息与竞争性意识形态及政治利弊间的关系。当新闻传受双方主要出于身份原因对社交媒体上的各种信息持怀疑态度时，就可能会导致他们避免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进而是更少的政治学习、更封闭的思想、更深的政治分歧[20]。
在数字时代，仅提倡持怀疑态度是不够的，准确性怀疑作为一种良性、有益、适度、专业的怀疑性认知，对于成为负责任的媒体人和知情性公民都至关重要，堪称数字时代新闻传受双方的核心素养。
三、培养准确性怀疑认知的途径
对于新闻传者而言，要做到准确性怀疑首先要坚持新闻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的客观报道传统——比如理念上的中立、平等、超然，操作上的可证、平衡、事实与观点分离等，这些技能、准则与以求证事实、信息准确性为动机的准确性怀疑天然契合，也被称为“积极的怀疑主义的行业技能”[21]。诸多专家和学者就如何在数字时代从准确性怀疑的角度开展新闻业务提出了具体建议：格雷森提醒公民记者尤其要注意区别社交媒体上的证据与推论，事实与观点，断言和信息，事实和公关，记者和其他传播信息的人，新闻和其他类型的写作[22]；赖希和戈德勒在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支持下设计了从信息、信源、调研数据、报道方法等四个方面展开的一系列问题来帮助记者以准确怀疑的态度思考和改善报道[23]。
在数据新闻和事实核查等领域，专家、媒体、机构等也提供了各种包含准确性怀疑因素的检验性程序。克劳斯从数字公平的角度提供了在处理数据集时需要的“传记模板”——核心关注数据来自何处、谁收集它、如何编译以及为什么收集等[24]。科尔森则用详细、具体的图表案例告诉大家怎样规避数字时代的统计性欺骗[25]。关于事实核查，目前更有一系列模型来确保记者们对各种信息的正确质疑：从布拉德肖的“内容、语境、代码——在线信息验证框架”到贝尔的“社交媒体新闻采集和验证工作流程图”，从非营利组织“第一稿”的“视频和图像核查清单”到全美公共广播电台的“事实核查分类棋盘”，等等。此外，学者们还强调：在社交媒体上，平台方应该向用户公开其内容算法过滤的基本方式；处于权威地位的传者有义务在其各自的用户群体中培养准确性怀疑的习惯；对于人工智能的开发者来说，数据来源的可信以及能快速检查数据的准确性至关重要。新闻传者需要依靠准确的怀疑与单纯的好奇来提出令人不安的问题，最终从“不知道”到“知道”。
面对信息超载和虚假信息，质疑信息所反映现实的准确程度应该成为大众的基本素养，甚至责任。科瓦奇、罗森斯蒂尔在其《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为公众提供了“准确性怀疑”的六步法：1.我碰到的是什么新闻内容？2.我得到的信息是完整的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3.信源是谁/是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4.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5.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6.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两位作者承认这些原则来源于记者和编辑们的经验，并一再提示人们：要保持克制的谦逊以及开放的心态，切勿过度推断或恪守成规，并要随时思考——是否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
美国的News Literacy Project（新闻素养项目）建议，人们在人工智能的环境下可分7步并从“用户生成内容”“非常见性机构”“信源证实”等3个方面来展开“准确性怀疑”[26]。整个过程中所涵盖的提示性问题包括：新闻的评论中有没有人提供证据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或正确的？有高质量的新闻媒体或事实核查机构对此进行过报道吗？你能确定新闻发表源不是一个讽刺或娱乐性网站吗，或有证据表明它是一家国有新闻机构？报道中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不对劲吗，它是否使用了煽动性的语言，或者包含了其他不公平的迹象？新闻报道中的细节是否得到了明确的证实，还是事情仍在继续发展？……
在中国，也有澎湃明查、腾讯较真、数氧实验室等机构、组织来协助专业、非专业的大众进行事实核查；李月莲教授则尤其提醒Z世代在看新闻时要想一想：“目的究竟是想支持自己已有的信念，抑或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27]另有学者建议，数字时代的信息接收者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才能意识到“人造现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息源的可访性，这涉及代码开源、算法公开等问题[28]。
“准确性怀疑”还要求老师及家长改进相关的教育方式，应重点关注以求证事实或信息准确性为基础的规范、技能和价值观，并设计有针对性的干预；应鼓励学生勇于通过各种渠道来纠正错误信息并分享其发现的结果，做新闻真相的捍卫者[29]。此外，与父母或同学间的“概念导向型沟通”会对青少年的准确性怀疑认知产生积极影响，这种沟通以独立、批判和可替代性思维为价值判断的前提，会产生更开放的对话；而与之相反的“社会导向型沟通”则以无条件服从权威与规范为基础。
仔细考量专家学者们为受众提供的准确性怀疑认知的原则和方法，本质上与对传者（记者）的要求是一致的——除了质疑、不轻信的态度之外，都格外强调对信源的关注，对证据的审查以及个人心态的开放、无偏见，这些要求无不以求证事实和信息的准确性为动机。
“Hurtt六点”基于土耳其学者赫特开发的“专业怀疑量表”而提出（也是量表的主要组成维度）[30]，该量表经过广泛的心理测量而开发，且已被证明可以灵活地运用于跨学科领域[31]。本文将“Hurtt六点”看作超越具体技巧之上的，对准确性怀疑起到支撑作用的基础性理念，可为新闻传受双方所共同借鉴。
1.发问。“skeptic”（持怀疑态度者）一词本从“仔细观察”“考查”“考虑”等词语中衍生而出，而这些词汇均指向一个关键行为——提问。诸多学者将好问心理、发问行为作为良好怀疑品质的重要特征：“哲学上的怀疑精神为将事物带入问题”“对方法的询问是方法论怀疑的核心”“良好的怀疑精神拥有者经常会问：你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相信你所做的？这是其寻求清晰界定，强调理由、证据、验证、明辨的表现”[32]。此外，作为准确、健康怀疑的重要支柱，勇于提问、善于提问也得到了包括新闻学在内的，审计、法律、医学等诸多学科研究的广泛支持，因此本文将发问精神作为可供新闻传受双方共同借鉴的准确性怀疑第一原则。
2.暂停。暂停是指暂停判断，即在获得足够多的证据之前暂停武断性判断或行为，它提示新闻传受双方在面对自己认为值得怀疑的信息时，可采取暂时“搁置”的态度，要特别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妄下结论。在传统哲学领域，暂停判断也是怀疑型探究的必要组成部分，“怀疑论者不会天真地接受他们第一眼看到或想到的东西……他们是批判性的，希望在相信之前看到证据”[33]。学者们普遍认同，当面对教条式断言时，成熟的怀疑精神拥有者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暂停判断——与人们通常提出和接受主张时的做法相比，他们更愿意采取沉思的立场。这种暂停与沉思可能需要时间，但它不是消极，恰恰相反，它代表了一种对判断性主题需要明确答案的渴望，也正因为如此，暂停判断往往还会激发准确性怀疑的下一步行动——求知。
3.求知。求知即主动的知识搜寻。良好的怀疑精神拥有者往往“为知识而求知”，他们不仅会对特定的结论或信息进行搜寻性验证，也会对一般的普遍性知识表现出较高的兴趣，他们准备调查和评估与所有问题相关的任何新论点，深入研究并超越显而易见的事物。如果说准确性怀疑的第一原则“发问”是基于不信任的心理感觉，那么“求知”则是基于一种更普遍的好奇心理。研究证实，好奇心可以激发并促进人的兴趣，推动探索和发现。这也提醒新闻传受双方在新闻实践中务必保持好奇心。
4.理解。理解即人际理解，也可以看作同理心、共情作用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表现，只有通过人际理解，才能认识并接受不同的人对同一对象或事件的不同看法。个人的不良动机和感知可能导致其提供不准确、有偏见或误导性的信息；同理，机构、媒体、组织等也和个人一样，具有各自的话语需求；而在数字时代，各类传播主体又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传播条件；这些内外因素就使得人际理解变成了几乎和信源证实同等重要的一个概念——要理解并尽量证实信息提供方（含个人、机构、组织、媒体等）的处境、背景、动机、结构等。“除非做到人际理解，否则就很难识别人们提供的信息中存在的潜在偏见，也很难发现人们何时可能故意提供误导性信息”[34]，但一旦确定并理解了信息提供方的假设或动机，准确性怀疑者就具备了挑战或纠正错误假设的基础。
5.自信。自信不仅会使人们重视自己提出的见解，还会使人内心平静，不易受外界混乱的干扰。准确性怀疑需要自信，这对于我们在数字时代的新闻采写过程中提出或回答问题，对于我们为求证事实或信息的准确性，并进一步采取行动获取足够的证据消除疑虑，都极为必要。
6.自主。自主指数字时代的新闻传受者应具有自我引导和道德独立的能力。良好的怀疑精神拥有者不应轻易接受他人的主张，为求证事实或信息的准确性，他们会进行额外的调查和取证。准确性怀疑还要求我们不轻信和依附权威，应该较少受到他人的信念或说服性尝试的影响。
四、准确性怀疑认知的边界
从理论独立的角度而言，有必要将准确性怀疑认知与其相关或相近的概念作出界定；从实践效果的角度而言，有必要对准确性怀疑认知做出应用范围的限定。
虽然本文所论准确性怀疑的诸多理念，如暂缓判断、求知、求证等都借鉴或者说依托于怀疑主义的优良传统，但二者还是有着以下两点明显的区别。首先，怀疑主义历史悠久，范围广泛，从宗教到哲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心理，可以说无所不包，而本文所谓“准确性怀疑”则仅适用于新闻学范畴，且更强调实践指导意义。其次，怀疑主义一般以主观的不信任、不相信为前提，而准确性怀疑不允许带有如此强烈的先天主观色彩，其目的也不是抵抗或拒绝，这是准确性怀疑所属的新闻素养范畴所不允许的。
图1 本文相关概念关系范畴示意
批判性思维虽然也被认为是人们生活在一个以生产和传播信息为基础的社会的必备能力，但它比怀疑性认知的应用范围还要广泛，应用过程也更为复杂，且怀疑性认知往往只是其思维过程中的“一环”而已。“批判性思考者会通过怀疑性认知来研究文本，在合理地给出理由的同时明智地解决问题”；“怀疑精神伴随批判性思维而产生，它与批判性思维的技能性基础（如解读、分析、评估、推理等）有着天然联系”[35]。另外，批判性思维也更强调内省的作用，但准确性怀疑不强调这点。
本研究所推崇的准确性怀疑精神或方法仅适用于当代新闻传播领域，不能随意地将其套用于伙伴关系、亲友往来、上下级交往等社会活动中。准确性怀疑的科学性边界必须明确，否则可能引起极为不良的后果，因为人际交往等社会活动的前提本就是情感、信任等主观因素，而新闻则是客观的。
【本文为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民办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年度课题“全媒体时代红色文化融入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编号：2022MBGJ074）阶段性成果，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州直播电商研究院”系列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常力轩,聂静虹.准确性怀疑认知：数字时代新闻传受双方的核心素养[J].青年记者,2024(09):2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