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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后，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印度一方面及早与中国建交，开展友好关系；同时又乘新中国百废待兴、加上抗美援朝无力他顾之机，悄悄地向中印边境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不断推进、在外交交往中却不提边界一事，以期让中国接受既成事实。

据透露，印度第一任外交秘书巴杰帕伊曾要求印度政府尽早同中国通过谈判解决同中国的边界问题。

1952年巴杰帕伊任孟买市长的时候，再次向外交部提出此建议，仍未被接受。

1、印度暗地里蚕食中国土地的政策

尼赫鲁总理1959年12月9日在联邦院谈到此问题时说，“从第一天开始，边界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问题是在那个阶段我们是否提出它，我们决定不提”。

他说这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及与我们的大使，我们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等有关人员磋商后作出的决定”，“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立场、时事变迁将进一步确定边界问题，一旦挑战到来，我们将处于更强的地位来面对它”。

1961年8月，他在接见《联系》周刊记者时承认，从中国进军西藏开始，“我们就沿东北边境特区设立了检查站”。事实就是这样：在东段，印度于1950年就在“东北特区”（亦即现在的“阿鲁纳恰尔邦”)设置“北部和东北部边境委员会”，使其占领“固定化”、“合法化”。1954年又将之改为“东北边境特区”，归外交部领导。

说明印度当时认为边界还需经外交谈判，因此东段约9万平方公里地区成为中印边界争议最大的地区。

在中段，除桑、葱莎系1919年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侵占外，其余地方都是在1954年至1958年间为印度所占领。

在西段，中国一侧的巴里加斯地区亦于1954年被印度占领。

与这些占领行为相联系，印度的官方地图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1950年印度官方出版的地图，对中印边界的西段和中段，仍注明“边界未经规定”，对东段虽画出了“麦克马洪线”，也还是用了“未标定界”的字样。到1954年7月，官方的印度测量局出版的新地图，却按印度政府指示，把未定的整个中印边界全部改标为已定的国际边界。

中国多次向印度提出，在边界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应维持边界现状，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以武力加以改变，待时机成熟时，以互谅互让的态度，考虑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加以解决。

但印度却得寸进尺，不断蚕食。终于发生了边界首次公开冲突，即世所瞩目的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

2、朗久事件

1959年印度在接纳西藏叛匪和达赖喇嘛逃印后，正式在边界上对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

尼赫鲁总理于1959年3月22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说（摘要）：

你也许知道，传统的疆界是遵循以喜马拉雅山脉峰顶的分水岭为界的地理原则的。除此之外，它的大多数部分是由当时的印度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专门的国际协定确认的。

请你注意协定中的几项：

（1）锡金

印度的保护国锡金同中国西藏地方的边界，是由1890年的英中专约所确定，1895年共同在地面上标定。

(2)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拉达克区

1842年克什米尔为一方与中国皇帝和拉萨古鲁喇嘛为另一方之间的一项条约提到印中在拉达克区的边界。1847年中国政府承认这段边界是充分而明确地确定了的。

(3)麦克马洪线是在1913年至1914年中国政府、西藏和印度的全权代表在西姆拉举行的三边会议上划出的。

剩下的从尼泊尔、印度、西藏三方交界处到拉达克的一段也是传统的，并且是沿着明显的地理特点的。在这里，边界也是沿着处于南面和西面的水系与北面和东面的水系之间的明显的分水岭走的。老的税收记录和地图，以及几十年来印度行使行政权力及到边界一事，肯定了这种画法。

在行动上，印度在边界东段把“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朗久和兼则马尼偷偷地划入“麦克马洪线”以南、并在这两地设立哨所。

中国方面在西藏叛匪逃印后，为了切断西藏“难民”的外流，也不得不派兵驻守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和“麦克马洪线”之间的地带。印度政府闻讯后又派来精锐部队增防，并命令印军向前推进。

中国政府为顾全中印友好大局，并未立即采取相应行动、而只是向印度提出严正的抗议和警告。

但终于发生了“朗久事件”：

1959年8月25日晨6时许，一小股印度武装部队从马及墩（即朗久所在地区)南端向中国边防军开火，遭反击后印军撤出冲突地区。但第二天早晨，驻朗久哨所的印军又向中国边防军开火，再次遭到还击。印军死伤各1人。27日印军退出朗久。

朗久的枪声不仅划破了中印边界这个重要隘口的宁静，也拉开了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的序幕，在中印关系中刻下一道深深的伤痕。

当时任英国《泰晤士报》常驻新德里记者的内维尔·马克思韦尔(1959年至1967年为该报驻南亚记者)，在其《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描述了“麦克马洪线”和印度篡改该线、印军向线北推进的情况：

“麦克马洪线”从来没有被标定过，就是说，没有在地面上标界。“麦克马洪线”大部分走向是沿着一条不易攀登的顶峰线。其中有一处靠近马及墩的村庄位于西藏香客朝圣的必经之地。为了把此地留在西藏境内，麦克马洪把“麦克马洪线”向南拐了一个约20英里的弯，然后再同主要山脊会合。

1959年印度在这个地带踏勘时，把边界线悄悄地划在紧靠马及墩的南侧，把马及墩南面的朗久划入“麦克马洪线”以南，并在此建立哨所。

由此也可见明明是印度侵占中国的领土，从而导致发生“朗久事件”。印度却反诬中国“侵略”，又掀起一阵新的反华浪潮。

3、印度如何倒打一耙？

朗久事件后，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指责中国“蓄意侵略”。

尼赫鲁总理在8月25日、28日、31日和9月4日接连在印度人民院、联邦院和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谈话，猛烈指责中国“侵略”印度。

他在8月28日讲话中宣布印度政府已采取必要的防务措施，并把原用于维持东北边境治安的准军事部队阿萨姆步枪队归陆军指挥。陆军在阿萨姆邦的乔哈特附近建立了一个“作战总部”，受命在必要时可向中国军队开枪。

9月初，尼赫鲁向议会提交一份白皮书——1954年协定签订后中印之间关于西藏和边界问题的来往照会。使交涉过程首次公之于众。

印度议员在议会中又纷纷攻击和诬蔑中国。一些右翼政党和反动政客在加尔各答、德里和孟买，先后五次纠集他们的追随者，在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门前示威，呼城反华口号。

印度资产阶级报纸又以通栏标题胡说“中国侵犯印度领土”，甚至编造“中国军队侵入不丹、锡金，威胁尼泊尔”等彻头彻尾的谎言，企图引起这些小邻国对中国的恐惧，破坏它们同中国的关系。某些亲美报纸又乘机要求“结束同中国的友谊，改变印度的外交政策”。矛头也直指印度外交政策制订者尼赫鲁总理。

在此情况下，为了澄清中印边界的真相，表明中国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周恩来总理于9月8日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和边境局势的立场。这封信也是对尼赫鲁总理3月22日信的答复。

但是印度并未因此信而收敛其领土要求，苏联的态度更助长了它的气焰。

9月9日塔斯社受权就朗久事件发表声明称：

“苏联领导人表示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不会允许那些不希望国际形势缓和而希望它尖锐化的势力和竭力阻止，两国紧张关系已出现缓和的势力，在这个事件中坐得渔利。”

在当时两大阵营营垒分明的时代，这种不分是非的声明就意味着中苏分歧公开化。因而其所引起的震荡还甚于朗久事件本身。

西方舆论大为喝彩，认为这个声明没有支持周恩来总理9月7日给尼赫鲁总理信中所提的印度侵占中国的指责，说明“莫斯科并没有充分公开地支持它的中国盟国”。赞扬“赫鲁晓夫这么做是勇敢的，也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是赫鲁晓夫向中国船头放了第一枪”；围美国名记者哈希认为“苏联的立场接近于美国的立场”。

4、空喀山口事件

正是在这一片喝彩声中，1959年10月27日在中印边界西段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印度不顾中国历来实际管辖西段阿克赛软地区的事实，对它提出领土要求。

这是印度公正人士都不以为然的。印度一位学者说、他在研究中印边界争端的过程中，从英国“印度部档案馆”发现了一些重要文件和地图、表明中国一直对阿克赛钦地区行使管辖权、而印度对这个地区的领土要求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新发现的1941年中国喀什行政专员就印度人侵入阿克赛钦向英国当局提出的抗议照会，证明印度方面的一些论点是虚假的。中印边界西段的争端的起因是印度外交部历史司欺骗了印度内阁。

“空喀山口事件”的经过大体如下：

印度企图在大雪封山前，伺机占领中国领土。1959年10月20日清晨6时、印度驻西段边界的一支特种警察部队司令官卡拉姆·辛格派出由两名警察和一名挑夫组成的小分队出去侦察。原定当天中午12点回队部。但他们出发后一直朝东北方向前进、闯入中国境内，中国哨所的军官用手势告诉他们退出，他们不听、遂被押到中国哨所。卡拉姆·辛格见小分队未归、便组织一个巡逻小分队于当晚七点半出发寻找，自然没有找到。夜里11点巡逻队员回到营地。

于是21日清晨，卡拉姆·辛格率领共70余名的特种警察部队向东北方向进发，行至空喀山口以南中国领土一座山梁下，发现山上有中国哨所，便向山梁背后快速穿插，山上中国哨所的副班长吴庆国发现动静，便从哨所内跃出，挥手示意印军不要射击、立即退走，却被印军的子弹当场射死。

哨所里其他6名中国士兵这才冲出哨所，向印军还击。河床对面另一中国哨所的7名士兵(包括班长张保国)也被迫向印军还击。交火约两个小时。

空喀山口事件后，10月31日，赫鲁晓夫在向最高苏维埃发表的演说中说：

“我们对我们两个友好国家——同我们有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纽带联系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同我们顺利地发展着友好关系的印度共和国——边境上最近发生的事件表示非常遗憾”。“如果目前的边界争端能通过友好谈判得到双方都感到满意的解决，我们将会高兴”。

中国政府在空喀山口事件后，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边界冲突，由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11月7日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建议双方把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并建议两国总理近期举行会谈。11月14日中国边防部队把扣押和俘虏的印军人员交给了印方。

如此合情合理的建议，印度政府却不接受。1959年11月16日尼赫鲁总理提出一个反建议，主张“在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中国的所有人员撤退到印度所主张的国际边界线以东，印度的所有人员撤退到中国所主张的国际边界线以西。”

由于印度实际上没有进入过这个地区，印度的这个建议实际上只是要中国人员片面地从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中国当即提出询问，印度政府是否同意在边界东段也互撤到对方主张的边界线后面，亦即印度撤到中国指出的传统习惯线以南，中国撤退到印度主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

但印度政府坚持其建议只适用于中印边界西段、不涉及东段。尼赫鲁总理11月20日在人民院答一个议员质询边界线问题时，蛮横地说：

“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

12月9日他又说：

“即使我们百分之百地同他们友好，事情仍然是这样：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呆在我们边境上。这种情况本身改变了整个局势”，“中印将要对峙千百年之久”。

他一面拒绝周恩来总理11月7日的建议，一面又利用中国根据这个建议单方面停止在边境巡逻之机，加强印度在边界地区的兵力。1959年11月至12月间，印军就把原驻旁遮普的第4步兵师调到东北地区、归第33军领导，并建立一个新的步兵师第17师。

第4步兵师是印度陆军的精锐部队，又叫“红鹰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在北非和地中海战场上曾大展雄风。

5、尼赫鲁为何同意周总理访印会谈？

为了要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12月26日又致函尼赫鲁总理，重申中国对边界问题的立场；邀请尼赫鲁总理在中国任何地方或如果缅甸政府同意的话在仰光会谈，以努力达成一些原则来指导具体讨论。

1960年2月5日，尼赫鲁总理复函称，由于议会预算会议召开在即，他无法离开印度。他热情邀请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

尼赫鲁总理原来强调要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稍加调整作为两国之间的边界线，或“中国从它占领的拉达克撤出”才能举行谈判，现在怎么改变态度不提先决条件了？

右翼反对党议员2月6日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便在议会要求讨论这“突然地、毫无理由地改变政策”问题。

尼赫鲁总理辩称，印度政府并未改变政策，会谈并非谈判。于是议会里又就会谈与谈判这两个词是否有区别展开争论。支持尼赫鲁的议员占了上风。右翼反对党又把压力从议会内转向社会上，企图在新德里等城市槁游行示威。

经政府说服，双方达成妥协，在周恩来来访前一天停止这些活动，政府则不搞群众欢迎会。

在周总理抵印前两天，人民同盟纠合了数千人到尼赫鲁总理官邸前示威、喊反华口号，并递交“备忘录”，要求尼赫鲁作出保证：“决不放弃我们对于印度任何部分领土的要求”，“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的地区的权利之事”。

尼赫鲁总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那么，尼赫鲁总理为什么又同意与中国谈判呢？根本的一点是他不愿像右翼势力所希望的那样，改变不结盟政策、倒向美国。

尼赫鲁总理这时还不愿意与中国做绝，他想以强调中国对印度的“威胁”，来促进国内“团结”，加速经济发展、增强国防力量。

11月1日他说，中国在边界上对印度的“攻击，构成了今天的大问题”，“当前最大的需要是团结，因为内部问题总会影响与国家有关的外部问题”。11月5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任何国家的防御都意味着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工业化，其他一切都是外表”。

11月12日，他在群众集会上说：

“印度人民正确地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在边界上进行的这种袭击的愤慨。但是，这种愤慨必须表现为努力工作，因为只有强大和繁荣的国家才能真正有效地保卫自己”。

11月27日，他在人民院说，“我们可能先要集中力量使印度工业化，然后才能为此目的而跨越喜马拉雅山”。

据印度新闻社(1959年11月25日)透露，尼赫鲁总理那时写信给各邦首席部长说，在边界问题上采取军事行动会妨碍印度的经济发展。印度报纸还指出尼赫鲁总理之所以同意会谈还由于苏联“施加了友好压力”和“中缅边界谈判的影响”。

这些说法不无道理，因为自塔斯社和赫鲁晓夫对“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发表“不偏不倚”的声明后，尼赫鲁看到了苏联同中国的分歧，因此要表现出“尊重”苏劝其与中国谈判的诚意，以获得苏联在中印争端中对印度的进一步支持。

1959年12月底苏联政府已通知印度，赫鲁晓夫将于1960年2月11日访问印度。而中国与缅甸也已于1960年1月28日签署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缅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尼赫鲁担心，如坚持不与周恩来会面会造成印度不讲理的形象。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