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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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Young（原用笔名：化学竞赛一把手），重庆人，现就读于巴蜀中学。对近现代海军战史较感兴趣，擅长运用档案、战史、论文、回忆录等多种史料还原历史事件（b站：Young李明阳）
全文共13304字，配图42幅，表9幅，阅读需要25分钟，2024年8月24日首发。
1.日方声称战果及损失
（1）战斗概报
在战斗结束后，日军各航空队立即依照攻击队和接触机之报告整理战果，22航战司令部则是在综合各队报告后向南遣舰队司令部提交战斗概报。
22航战司令部于10日2230向南遣舰队司令部上报《22航战机密第328号电》，提交了《马来部队第1航空部队战斗概报第3号》，全文如下：
一、0600至1230间，侦察队中攻10机、陆侦2机、雷击队中攻51机、爆击队中攻34机出发前往马来东岸关丹93度55海里附近之位置，于1258至1415间对英国战舰“威尔士亲王”、“反击”及其他直卫驱逐舰连续以雷、爆击猛烈袭击，击沉战舰2艘，1810返回着陆。二、被害在战场自爆鹿空2机、元空1机，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迫降鹿空2机。中弹：元空7机可队内修理、鹿空2机要工厂修理、5机可队内修理、美空10机可队内修理。三、使用兵器航空鱼雷 49枚爆弹 50番通爆26枚、25番通爆16枚、6番陆用4枚
11日1500，22航战司令部又向南遣舰队司令部上报《22航战机密第330号电》，提交了《马来部队第1航空部队战斗概报第2号追加》，补充有关于9日晚间作战的细节，全文如下：
1810，接收敌战舰2艘出动之电报后，侦察队陆侦1机、中攻3机出发。雷击队中攻26机、爆击队中攻9机继续出动。由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天气不良，未接敌即于10日0145后全数返回。
11日，各航空队参战搭乘员集结并开展战果研究会。鹿屋航空队重新研判后认为其雷击队除威尔士亲王和反击外，还击沉1艘向导驱逐舰。
在继续汇总各航空队进一步报告后，22航战司令部于1920向南遣舰队司令部上报《22航战机密第332号电》，提交了《马来部队第1航空部队战斗概报第3号追加订正》，全文如下：
一、追加敌巡洋舰（或向导驱逐舰）击沉1艘。二、被害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迫降鹿空2机订正为1机，中弹鹿空2机要工厂修理订正为3机，追加美空1机要工厂修理。
（2）日方实际损失
在整场海战中，日军共有3架陆攻被击落，其21名机组成员全部死亡，名单如下：
元山空1中队31小队3号机
主操：川田胜治郎一飞曹
副操：川崎从太郎三飞曹
侦查：坂井久平二飞曹
主电：竹田龟太郎三飞曹
副电：未永一男一飞
主搭整：秋元保二整曹
副搭整：相泽光二二整曹
鹿屋空3中队1小队2号机
主操：桃井敏光二飞曹
副操：池田亨一飞
侦查：山本福松一飞曹
主电：田中义胜三飞曹
副电：佐藤金次郎
主搭整：野野茂一整曹
副搭整：名仓良夫三整曹
鹿屋空3中队1小队3号机
主操：田植良和三飞曹
副操：安部芳芳一飞
侦查：中岛勇壮一飞曹
主电：佐佐千年三飞曹
副电：三吉十一一飞
主搭整：山浦茂夫一整曹
副搭整：青山胜二整曹
除了死者外，鹿屋空1中队2小队2号机被击中后有1人重伤，其为副搭整铃木信一二整曹。
除3架陆攻被击落外，日军还有1架来自鹿屋空的陆攻被重创后迫降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搭乘员均幸存。其余中弹机数量统计如下：
表1：日军损失统计表
海战中，日军共消耗航空鱼雷49枚、500kg通常弹26枚、250kg通常弹16枚、60kg陆用弹4枚、机枪弹10260发。
元山空消耗鱼雷16枚、500kg通常弹9枚、60kg陆用弹4枚、机枪弹2100发。
美幌空消耗鱼雷7枚、500kg通常弹17枚、250kg通常弹16枚、机枪弹930发。
鹿屋空消耗鱼雷26枚、机枪弹7230发。
（3）日方声称战果
日军共声称对反击左舷发射26枚鱼雷，命中10枚，对反击右舷发射9枚鱼雷，命中4枚；对威尔士亲王左舷发射5枚鱼雷，命中2枚，对威尔士亲王右舷发射9枚鱼雷，命中5枚。总计发射49枚鱼雷，命中21枚。此外，日军还声称其水平轰炸投下的25枚500kg和14枚250kg取得500kg2枚和250kg1枚的战果。其具体分布如下所示：
图2：日军声称雷击命中位置分布图
但诡异的是，在各队统计表格中，日军的雷击命中总成绩降为20枚，如下所示：
表3：日军雷击队命中统计表
日军的水平轰炸各队统计之表格如下：
表4：日军爆击队命中统计表
最终，日军声称马来海战日军击沉战列舰威尔士亲王、战列巡洋舰反击和1艘巡洋舰或向导驱逐舰。共声称取得鱼雷命中19～23次、水平轰炸命中3次。自身被击落3架、重创后废弃1架、重伤2架、轻伤25架，总计31架。搭乘员死亡3个机组21人，另有1人重伤。
2.英方声称战果与损失
（1）英方实际损失
英军共声称日军对Z舰队（欠忒涅多斯）发动7波攻击，共63架次。记录的空袭状况如下表所示：
表5：英军空袭记录表
英军在战斗中记录反击和威尔士亲王各被水平轰炸命中1次，反击被鱼雷命中5次，威尔士亲王被鱼雷命中4～6次。
人员方面，英军记录反击69名军官中的42名（包括坦南特）和1240名船员中的754名被救起，威尔士亲王110名军官中的90名以及1502名士兵中的1195名被救起。
即，反击损失27名军官和486名船员，威尔士亲王损失20名军官和307名船员，总计47名军官和793名船员。
威尔士亲王的具体损失情况如下（前文已写，此处不再赘述）：
图6：威尔士亲王损失概要
反击的具体损失情况如下（前文已写，此处不再赘述）：
图7：反击损失概要
（2）英方声称战果
英国方面共声称海战中击落8架日本飞机，但似乎并没有看到有关具体击落的信息。
最终，英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被击沉，47名军官和793名船员死亡，共840人。共被鱼雷命中9～11次，被炸弹命中2次。共声称击落8架日机。
（六）磨砺以须：英日双方的战斗经验总结
马来海战中威尔士亲王和反击的沉没对于英国皇家海军而言显然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对于日本帝国海军而言也毫无疑问是一个辉煌的胜利。作为航空兵直接击沉运动中战列舰的首个案例，英国人显然对于日本的航空战术和自身的失败经验有着深刻的总结，日本人也会对己方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诸多不足作出深刻反省。
1.英方战斗总结
笔者现全文翻译1955年出版的海军参谋部史（B.R.1736 (8)/1955《Naval Staff History Second World War Battle Summary No.14 Loss of H.M.Ships Prince of Wales And Repulse 10th December 1941》Historical Section Admiralty S.W.I）中关于战斗经验总结的部分（共两节）并展示如下。
文件中第13节“日本航空战术”的开篇首先对这场战斗中日军的胜利作出了公正的肯定评价：
关于日本航空兵效率的怀疑，现在已经得到了无可争议的回答。在战争的第3天，他们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里完成了其他交战国在两年内都没有完成的任务，而且是在距离他们的基地大约400英里的地方以及如此之小的代价。坦南特上校（译者注：反击号舰长）评论道：“毫无疑问，敌人的进攻进行得非常出色”，所有目睹日军空袭的人都一致承认“他们一直在反复证明的决心和效率”。
接着，文件开始总结他们在这场战斗中看到的日军空袭进攻的战术：
敌人所有的飞机都以相似的方式进入航路并展开攻击。高空水平轰炸机排成紧密的队形，而鱼雷轰炸机则排成松散的线列。高空轰炸是由9机编队在大约10000至12000英尺的高度进行的。这些飞机始终保持着完美的平行编队，中间的两架略微领先于其余飞机。攻击是沿着从船头到船尾的方向进行的，炸弹则显然是通过信号释放的——因为它们同时投下，而且落点紧凑。远距离、高角度的对空火力对其无法造成损害，也未能影响其行动。鱼雷攻击也是由9机编队进行的，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数量可能有所不同。它们通常在高空时被发现为紧密编队，然后在射程外逐渐下降高度，同时在前方排成松散的、交错的队形。然后2～3架1组分批次地并肩进攻。每架飞机似乎都在单独瞄准，敌人似乎没有尝试过鱼雷的扇面攻击，也没有看到任何试图协调或改变他们的攻击的情况发生。有些攻击确实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就像反击号那样，攻击同时来自两舷。但在贝尔上校（译者注：Z舰队副官）看来，这是由于该舰改变了航向。鱼雷在1000至2000码的范围内投放，但其投放高度明显高于英国飞机的习惯高度。据估计，它们以与水平面成25°至40°的角度入水，并且航行轨迹几乎是直线。此外，还有报告注意到，敌人的鱼雷从入射点入水到出现航迹之间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平静的水面上这些痕迹格外清晰，鱼雷似乎以较低的深度航行。
这个文段中声称日军攻击没有配合似乎有些失实，事实上日军在马来海战中几乎每一轮雷击都采取了两舷迂回夹攻的手段。但关于日军没有扇面攻击的配合，这个批评似乎很有道理。在常见的情况下，日军的雷击队似乎更多地采用平行雷击。
关于投放高度的问题，文件中在注释部分作了如下的补充：
坦南特上校评论道：“我认为在这里报告鱼雷的惊人高度是很有趣的，估计在300到400英尺之间，所有的鱼雷从落点开始似乎都是笔直前行。”贝尔上校说：“一些鱼雷似乎是从远超过200英尺的高度投下的。据一位观察员说，敌人的投雷高度高达500英尺。当然，它的投雷高度似乎比我们飞机的正常投雷高度要高。没有看到机尾或滑翔机附件。” 美国海军后来的经验倾向于证实这些估计。对于日本鱼雷轰炸机在珊瑚海海战中的战术，太舰总评论道：“有些敌机持续以低空进入，并以相对较高的速度在离水面150至200英尺的高度投下鱼雷；另一些则以高速滑翔的方式接近，并从高达500英尺的高度投放。”
对照日军记录，来自元山空和美幌空的96陆攻队似乎并没有任何机组在500英尺高度进入航路（最高60～70米，即200英尺左右），但鹿屋空似乎有部分机组采取了高空滑翔的手段自150米高度处进入。但整体上而言，运用较高高度进入的陆攻应该仍为少数，英方的记录似乎略有不妥之处。
有趣的是，文段中引用了太舰总关于珊瑚海海战时日军雷击的评论。而巧合的是，参与此战的元山空和美幌空机组不久之后会以4空和元山空机组的身份参与珊瑚海海战前对TF17支援队的突击。这或许说明了，从马来海战到珊瑚海海战这半年间，日本海军的航空雷击技术并没有太大的调整。
表8：日军雷击队投雷高度、速度统计表
关于定深设置的问题，文件中在注释部分作了如下的补充：
随后来自美国消息来源的信息表明，日本海军使用的鱼雷的定深标准设置为12英尺左右，但此时定深设置留给攻击单位选择。在对威尔士亲王和反击的攻击时，鹿屋、美幌、元山航空队分别使用了10英尺、13英尺和16英尺的定深。
对照战斗详报，元山空的鱼雷定深标准为6米，与文段中记录基本吻合。
表9：元山空雷击队调定诸元
文件中对坦南特极其高超的操舵技术也作出了正面的赞扬：
关于第一波雷击，坦南特上校表示，所有舰桥人员冷静地指出接近飞机的方位，这极大地帮助他躲避了大量鱼雷；他保持了25节的稳定航速，直到飞机显然要进行攻击时，才把舵打过去，巧妙地避开了鱼雷的航迹。
在此之后，文件继续评论日军的行动：
即使在投下鱼雷之后，敌人似乎也没有采取什么躲避行动。在撤退时，他们沉稳地上升，缓慢地消失，通过已经被攻击的舰船。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在经过已经被攻击的舰船上空时还会用机枪向暴露在外的人员开火。
文件中本节的最后参照己方的报告以及战后获得的日方资料对英军的防空效果做出了评论：
贝尔上校说，我们的近距离射击比高角度射击更精确，但所有武器都仍在继续射击附近已经投放了鱼雷、已经无害的目标，而不是向来袭的新目标展开射击。而日本人则认为，对高空水平轰炸机的大角度射击更准确。第一波水平轰炸的飞机遇到了特别激烈的防空炮火，大部分都被击伤。许多飞机返回基地后，由于被高炮炮弹爆炸产生的破片击中而使得机体千疮百孔。尽管鱼雷轰炸机遭遇了比预期猛烈得多的火力——尤其是来自轻型和中型防空火器的火力，但它们几乎没有被击中，只有3架飞机和21人在战斗中丧生。日本人把损失轻微的原因归结为多云的天气，以及鱼雷轰炸机进入航路时极低的高度。鉴于日本人在战斗前预计将损失50%的飞机，因而他们很可能对上午的战斗结果感到十分满意。
文件中最后一节第14节“结语”则继续介绍了战斗报告本身的情况并评论了己方对于空中掩护缺乏的失败经验。
该节的开头首先介绍了战斗结束后战斗报告以及文件的来历：
海军部很快收到了菲利普斯上将战死的消息，命令很快便发送到了莱顿中将的手里并要求他立即重新升起他的作为东方舰队司令官的将旗。在他的引导下，幸存官兵的报告被陆续收集了起来——一个由贝尔上校和斯基普威斯少校行动结束后返航途中就在快捷号上开始着手进行的任务——并且，关于行动的一份叙述也由F.E.P.休顿准将开始起草。基于这些文件，以及从日本方面获得的材料作成了本文件。
文件的最后则惋惜地评价了本次行动中英国舰队缺乏空中掩护的事实：
挪威和克里特岛的教训再次得到了悲剧性的确认：在敌人有可能发动猛烈空袭的地方，对水面部队提供战斗机支援是极其必要的。似乎是为了提醒这个教训，2个月后，2艘被战斗机严密掩护的德国主力舰在距离英国海岸20英里以内的海域勇敢地对抗英国的空军并毫发无损地逃脱（译者注：海峡冲刺行动）。
2.日方战斗总结
关于马来海战的日方战斗经验总结，主要集中在「元山海軍航空隊戦闘詳報」和「大東亜戦争戦訓（航空）第2篇 馬来沖海戦之部」中。但由于笔者实在不会日语，加之没钱请翻译，所以仅将两份文件关于战训的原文呈现于此，仅供参考。
大东亚战争战训（航空）第二篇
图10-17：大东亚战争战训（航空）第二篇
图18-25：大东亚战争战训（航空）第二篇（续）
图25-27：大东亚战争战训（航空）第二篇（续）
元山海军航空队战斗详报
图28-36：元山海军航空队战斗详报
（七）是非成败：政战略视角下的马来海战
对于皇家海军而言，马来海战的失败无疑在整个大英帝国的精神层面都影响巨大。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战后出版的回忆录中直言：
在整场战争中，我从未受到过如此之直接的打击。
对于英国的民众和精英高层而言，海军力量的绝对优势向来是民众群体的一种信仰，而如今，这个骄傲的信仰在日本飞机面前轰然崩塌。这样的海战结局不仅出乎人们的意料，而且令人们感到无比痛心。
对于海战的直接失败者皇家海军而言，马来海战的惨败已经在整个海军中滋生了阴沉的气氛，时任政治战总监的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在战后回忆道：
走进（他的俱乐部的）吸烟室，里面挤满了海陆军的高级军官，（那个场景）就像是走进了一座苏格兰的房子，里面就像是葬礼结束后正在宣读遗嘱。桌子上虽然有饮料，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愁眉不展。军官们压低声音说话，这般传统的累赘使得气氛无比凝重。在几乎每一场战争中，军事上的失败都是英国人最初的命运。尽管可以用坚韧的勇气来忍受，但对于海军而言，这样的灾难也几乎无法忍受了。
但是在海战结束后，关于失败责任的划分，或许并不能如同传统的观点一般，将所有的责任推卸给丘吉尔或达德利·庞德。事实上，海军部关于远东的海军战略以及计划都并非是造成Z舰队覆灭的主要因素，丘吉尔作为海军战略规划者的失败在责任上也远不如他，甚至是在白厅已经司空见惯的一个假设重要，即增派主力舰能够对日本造成有效的威慑。而且，最为重要的是，Z舰队并非自斯卡帕湾起航的那一刻就注定会迈向覆灭的结局，在12月8日出航前的最后一刻，Z舰队都仍然保有着生存的希望。
在传统的观点，尤其是以皇家海军的官方战史《The War at The Sea》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往往会将整个Z舰队的决策过程简化为丘吉尔与庞德之间的辩论与对话。相应地，Z舰队覆灭的罪魁祸首就成了丘吉尔。笔者在本系列第一期中也正是沿用了这一套体系。但实际上，在官方战史中，作者罗斯基尔显而易见地掩盖了内阁关于政治的考量，而更多地夸大了丘吉尔作为海军战略家的缺点。向远东派遣小型威慑舰队的想法在白厅不仅普遍，而且历史悠久。自1937年起，间战期期间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政略规划者就对派遣威慑力量前往新加坡抱有兴趣。在接下来的4年中，这个想法被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在丘吉尔提出这个观点以前，这个观点已经在内阁，尤其是以外交大臣罗伯特·安东尼·伊登为首的部分成员中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因而，丘吉尔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提出向远东派遣舰队的人。但书中仍然只是较多地将叙述聚焦在内阁与海军部关于海军战略的辩论上。
但现在，如果我们重新审视Z舰队在整个政战略中的角色，我们会发现，传统观点为我们带来的刻板印象似乎也有些不妥之处。
丘吉尔在官方战史出版后为自己辩解，声称“这本书非常具有误导性”。根据他的说法，他本人的目的只是希望Z舰队：
前往新加坡，并让敌人知道他们到达了新加坡，然后就可以在距离新加坡不到1000英里距离的广阔群岛中藏身。这样，他们就能够在任何时候对日本人施加政治上的威慑，就如同提尔皮茨和其他船只对我们所做的一样。
他认为，Z舰队覆灭的最大因素应当来自于菲利普斯。笔者持有同样的态度，虽然丘吉尔和伊登在政略上对于日本的野心以及政治威慑的时机判断失误，但这并不意味着Z舰队就会走向这个糟糕的结局。12月9日晚，内阁作战室的会议才达成了“Z舰队必须出海并在无数岛屿之中藏身”的共识，而这仅仅是要求Z舰队“藏身”（原词为vanish）。关于Z舰队未来的行动规划，由于9日会议结束时已经很晚，丘吉尔等人决定明天再继续讨论，然而，内阁还没讨论出一个合理的结果，Z舰队已经于10日上午覆灭。但是，内阁的这个决定以及之前内阁讨论的任何结果，都与菲利普斯本人在8日就鲁莽决定的出发搜索歼灭敌军登陆场和运输船团的“折中”方案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在出发前往远东前不久才刚刚升任代理上将的菲利普斯非常缺乏战争经验，并且因其对主力舰在飞机面前的脆弱性的无知而臭名昭著。如果换一个指挥官统率Z舰队或许都不会出现如此鲁莽且幼稚的决定。达德利·庞德在开战前夕至少两次提醒丘吉尔应当将舰队撤离新加坡。即使是12月9日晚的内阁会议，与会人员也一致同意Z舰队应当立即撤离新加坡，甚至有人认为Z舰队应当跨越太平洋与美国太平洋舰队会合，没有一个人提及过或向菲利普斯要求过Z舰队需要主动寻求与日军决战。
那么，丘吉尔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向远东派遣主力舰？事实上，与刻板印象相反，丘吉尔在1941年中期以前是主力舰派遣的坚定反对派，因为那时他认为根本不需要对日本进行政治威慑。然而到了1941年下旬，尤其是8月之后，情势变化使得丘吉尔和伊登得出结论，威尔士亲王这样的新式战舰出现在新加坡的事实能够象征着英国仍然强大的国力，并且能掩饰英国目前糟糕的海军能力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威尔士亲王的到来能够彰显英美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和远东政策的紧密结合。增派Z舰队在内的战争爆发前夕的大部分行动，包括马来亚防御的增强、敦促加拿大政府增强香港无可救药的驻军、加强对日经济制裁等，都是出于英国政府希望给世界，尤其是日本留下英国政府在远东的实力和决心在增强的印象。这也是一种无形的政治威慑。
因此，在笔者看来，需要对Z舰队覆灭负首要责任的仍然是菲利普斯，如果不是因为他鲁莽且草率的决定，Z舰队不可能在12月10日就被日军在茫茫大海上被歼灭。而第二责任，则应当是整个间战期间的英国政战略规划者群体共同承担。Z舰队最终被派遣至新加坡的错误但并非不合理的决定，仍然是防务委员会的文职人员的共同决定造成的结果。
那么，对于菲利普斯而言，他究竟错在何处？除了上文已经提及的他的鲁莽，在笔者看来，他最大的失误在于其与情报部门的沟通缺乏——其根本在于菲利普斯自身的自以为是。在笔者本系列的第二期中，就已经简要提及了英国远东联合局已经准确地判断出日军新式远程轰炸机的基本性能以及日军可能的空袭规模。但菲利普斯根本没有主动向远东联合局了解过任何有关于日本航空力量的相关事项。甚至只是与皇家空军的交流都少之又少，他只是在他抵达新加坡后到8日草率出击之前的一周时间里与皇家远东空军司令布鲁克·波巴姆元帅有过几次简单会面，与远东联合局的相关负责人没有任何联系。远东联合局能够尽力做的，就是通过波巴姆元帅给菲利普斯以提醒。但菲利普斯仅凭经验就认为1式陆攻不会也无法携带鱼雷参与对舰空袭，对Z舰队在400英里外范围内没有任何威胁。即便是到了Z舰队的最后时刻，他也不愿意呼叫驻森巴望、仅需大约1小时就能够赶到战场的第453战斗中队。
那么，Z舰队的覆灭在政战略角度上又有何影响？首先，最为重要的是，Z舰队的覆灭标志着皇家海军东方舰队丧失了最后的机动作战兵力，英国人彻底丧失了从南中国海到暹罗湾再到马来海的整个制海权。除此之外，Z舰队的覆灭在政治上也是向丘吉尔等人宣告，他们试图以政治威慑从而迫使日本妥协或是避免开战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
菲利普斯死后，杰弗里·莱顿海军上将恢复了他的东方舰队指挥权。重新接过指挥后，他立即向海军部求援。他声称，如果要守住新加坡，就必须立即派遣援军。但事实是，这样的增援部队并不存在，即使地中海地区的兵力已经撤回本土，皇家海军也不可能及时派出足够的兵力来扭转陆上战场的颓势。于是，莱顿在13日就预见到了新加坡很快就会成为一个被围困的堡垒，海军基地也将无法使用。因而他提议把除了潜艇以外的一切力量都撤至锡兰科伦坡。显然，科伦坡是皇家海军重建力量的必要的新的战略重心。第二天，海军部批准了他的建议，因此，在这场灾难的影响下，东方舰队最终又恢复了海军部最初希望采取的政策——即在科伦坡设立基地，以此为基础前出至新加坡作战。
但是，无法否认的是，Z舰队的覆灭对于太平洋战争的整体政战略和战争进程并没有投射太多的影响，其充其量不过是加速了英军在远东的溃败。但的确，Z舰队的覆灭几乎是皇家海军最大的灾难之一。
（八）尾声：后日谈
12月12日，杰弗里·莱顿海军上将重新升起了他的将旗，再次成为现在几乎不存在的东方舰队的总司令。由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幸存者已经撤退回他们的西海岸基地，荷属东印度，以及原本在这片海域之外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在已经在日本人面前门户洞开。
随着Z舰队的覆灭，以及第3飞行集团和第22航空战队的航空击灭战，英军已经很难再在马来方面对日军登陆造成影响。12月13日，在海陆军航空兵力掩护下，发动马来第二次登陆作战，在第3水雷战队主力、海防舰占守、练习巡洋舰香椎及扫海艇1艘的支援下，松井太久郎中将亲率第5师团主力和安藤支队、佗美支队、宇野支队后续兵力分乘39艘运输船浩浩荡荡地向马来半岛杀来。12月16日，在第12驱逐队和驱潜艇1艘支援下，川口清健少将指挥以步兵第35旅团为基干编成的川口支队先头部队（旅团部、步兵第124联队、野战高射炮第33大队）以及横须贺镇守府第二特别海军陆战队登陆婆罗洲。再接着，香港于当年圣诞节在第38师团猛攻之下而陷落。而在这般危机形势之下，皇家海军唯一的增援，只不过是2艘由地中海战区开赴新加坡的潜艇。
12月18日，鹿屋航空队攻击队的3中队长壹歧春纪大尉在完成轰炸任务的返航途中经过了马来海战的战场，他在战场盘旋并向沉船处投下了鲜花。关于这件事，壹歧本人于晚年回忆道：
18日鹿屋航空队接到命令，说在阿南巴斯群岛的西安坦有个英国的无线电报所。那里有个很好的港口，我军准备把那里作为进攻新加坡的前进基地。根据南方部队的计划，我接到了轰炸无线电报所的命令。我看了一下那个计划，“三个中队前去，轰炸由各中队负责，结束后各自回去”。因为内容是这样的，而且“既没有敌军战斗机，也没有高射炮，所以攻击队可以平安抵达”，所以我命令前川上飞曹做了两束鲜花。18日那天，我准备好了两束花，轰炸也按计划结束了，返航的时候，9机编队降到300米的高度，先到反击下沉的位置，在那里为我战死的部下和元山航空队另一个自爆的机组投下了鲜花。在慰劳了同伴的灵魂并献花后，我又去了威尔士亲王那里献花。虽然我不太清楚英方的死者是谁，但为了尊敬英方将士坚持战斗到沉没的英勇精神，以及带着抚慰英方亡灵的心情，我投下了花束，然后返航。那里的水深大概有60 ~ 70米，到舰桥的高度只有40米。这样离水面大约20米的位置看起来很清楚。确认（沉船）后，我把花束投在那里。
当天共26架1式陆攻自土龙木出击，指挥为1中队长锅田美吉大尉。锅田大尉1中队因天气恶化，转而前往侦查纳土纳群岛并在航程中击沉1艘商船。壹歧大尉3中队则与东森隆大尉2中队轰炸了阿南巴斯群岛的西安坦。当日日军3个中队共投弹250kg8枚、60kg106枚（含商船攻击）。壹歧中队声称全部投下炸弹均命中，造成至少4栋建筑和油库起火。
参与马来海战的元山航空队下属部分机组在后来的珊瑚海海战中以元山空和4空飞行队员的身份再次出场。5月5日的航空侦察中，4空的3个机组均来自马来海战时的元山空1中队。5月7日对TF17支援队的突击中，元山空的水平轰炸队几乎全员参加过马来海战。具体情况如下：
图37：4空5月5日航空侦察编成表，红框中机组均来自马来海战元山空1中队
图38：5月7日元山空突击TF17支援队编成表，黄框中机组全员或有成员来自马来海战中元山空雷击队，蓝框中机组全员或有成员参加过元山空第一波水平轰炸（忒涅多斯）
图39：5月7日元山空突击TF17支援队编成续表，绿框中机组全员或有成员来自马来海战中元山空雷击队
而鹿屋航空队司令藤吉直四郎大佐则得到了特殊的嘉奖。1942年12月，已经转职铃鹿航空队司令的藤吉接到了海军省的上京命令。因其下属在马来海战中的突出战绩，藤吉被允许入宫参内拜谒裕仁，期间他向裕仁报告了自己的战历和马来海战的经过。结束拜谒后，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大将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等海军和军令部首脑邀请藤吉参加庆功宴会。（但其实不是很懂为什么隔了一年来上京和庆功……）
图40：藤吉直四郎纪念照，霞浦海军航空队陈列馆
作为Z舰队参战高层中唯一一个幸存的反击舰长威廉·坦南特上校，他在后来的年月里也有着辉煌的战历。时任海军总参谋部参谋的他早在1939年时就因成功指挥了敦刻尔克大撤退而获得了亲切的“敦刻尔克的乔”昵称，在马来海战后，他回到了本土。1942年2月他晋升海军少将，转任第4巡洋舰中队司令并于9月参加了马达加斯加岛登陆战。1944年又被任命为盟军远征军的海军参谋长，为诺曼底登陆的物资后勤供应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1944年10月，坦南特被任命为黎凡特舰队司令兼东地中海战区总司令，1945年7月晋升海军中将。战争结束后，他于1946年升任西印度群岛舰队司令。1948年10月22日，坦南特晋升海军上将，随后于1949年8月3日退役。
图41：两名反击幸存者，威廉·坦南特和K.阿姆斯特朗在巨像号航母舰桥上
战死的菲利普斯和利奇由于没有发现或没有带回他们的尸体，最终两人的姓名在普利茅斯海军纪念馆的第44面墙第2栏中被记录。2011年，一座纪念马来海战战殁者的纪念碑也被修建起来。它由经过抛光的黑色花岗岩制成。底座有两层，第一级是灰色的大理石，第二级是黑色的花岗岩。在石头的正面，战巡反击、皇家海军、皇家海军陆战队和战列舰威尔士亲王的徽章被依次镌刻在纪念碑最上方，石头的背面有每艘船的详细历史。底座上刻有纪念仪式的细节。
图42：威尔士亲王号反击的战殁者纪念碑，位于斯塔福德郡
马来海战的失败，只不过是皇家海军在二战远东战场故事的开局，在随后的半年里，有新任东方舰队司令萨默维尔中将率领的舰队还将遭遇正处实力巅峰期的日本机动部队。而1944年后，随着大西洋战区海上作战的逐渐终结，更为强大的TF57将自本土和地中海前往锡兰集结，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以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的身份重新夺回皇家海军的荣耀。但无论如何，马来海战的英国舰员们用生命继续书写着永不放弃的海军精神。正如丘吉尔所言，这是一种能够使他们赢得战争的精神。
马来海战的悲剧并非在二战后就此被遗忘，1979年7月6日升任第一海务大臣兼海军总参谋长的亨利·利奇海军上将在任上极力反对国防部长约翰·诺特关于缩减海军军费开支的计划。在3年后的1982年，随着马岛战争的爆发，他坚持要求海军必须派遣尽可能多的航母参与作战。他在回忆录中承认，尽管海军缺乏可用的航母，但无法忘却父亲之死的他仍然坚定的认为需要派出2艘航母而不是内阁所认为的1艘。在他的努力下，无敌和竞技神两艘航母加入TF317并在马岛战争中有着出色的表现。
马来海战系列，在高二学业中历时半年忙里偷闲、呕心沥血之作，总计4万余字，就此堂堂完结！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