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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1、 哈里斯代替拜登参选，美国大学生普遍对此感到兴奋，他们认为哈里斯代表一种新的希望，代表着美国在不断进步，不断地摆脱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他们认为美国是时候要选出一位女性总统了。但美国大学生对于大选的关注点，和整体选民也是不一样的。

2、 美国选民在大选中最关注的主要是经济与通胀、移民、堕胎、医保等议题，但是不同群体的选民对不同议题的关注度有很大的差异，例如，特朗普的支持者相较于哈里斯的支持者更关注经济和移民议题。

3、 与老一代相比，当代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态度是更为温和理性。老一代因为经历了冷战，往往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国，而年轻人没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许多年轻人和大学生并不把中国视为严重威胁，他们更倾向于和平主义，反对美国的霸权行为，尤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激烈冲突。

4、 中美之间还是要加强沟通。如今了解中国的美国专家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少，他们在美国政界的地位可能会下降，声音就会越来越小。当下美国对华政策制定，基本上被持强硬立场的鹰派主导，这些鹰派在政策制定上基本上是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对中国了解的角度出发。

引言：美国大选日渐临近，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前往美国访学，与美国的智库专家、高校学者和普通百姓等深入交流，了解美国各阶层对于美国大选和美国社会各问题的态度。本期《洞见美国》邀请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付随鑫和民智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佳豪，与您分享在美见闻和对美国大选的观察。

本期整理编辑：张怡凡

1、主持人：您在美国访问期间，是否能感觉到美国大选的氛围？美国的媒体和选民主要关注的议题和一些大选的周边话题是什么？

付随鑫：美国媒体更加关注一些爆炸性话题，比如拜登退选、特朗普枪击案、两党代表大会和哈里斯与特朗普的辩论等话题。这些话题一般只能持续几天的热度，和选民的关注点不太一样。

从民调数据来看，选民最关注的主要是经济通胀、移民、堕胎、医保等议题，另外，犯罪、控枪和种族关系等议题也很受关注。应该强调的是，不同群体的选民对不同议题的关注度有很大的差异，比如特朗普的支持者最关心经济和移民议题等，而只有60%左右的哈里斯支持者最关心经济议题，相比之下，他们更关注医保、堕胎和气候变化等议题。

在媒体上，两党的交锋已经非常激烈，但在现实中，选民一般在大选的前夕才会投入精力到大选上。我这次是在大选前两个月到的美国，基本上没看到关于大选的广告牌，可能到选举前半个月或一个月的时候，选举的气氛才能热烈起来。

这次我主要是访问美国的大学和智库，和大学生、智库的政策研究人员聊天。对于智库的政策研究人员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两党的政策或两位候选人的政策。而大学生对于大选的关注点和整体选民也是不一样的，他们更关注巴以问题和学生贷款等议题，总的来说，美国大多数年轻人支持民主党，意识形态偏左。哈里斯代替拜登参选，美国大学生对此是非常兴奋的，他们认为哈里斯代表一种新的希望，代表着美国在不断进步，不断地摆脱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他们认为美国是时候要选出一位女性总统了。

主持人：您在访问中有没有观察到美国的大学生是如何看待中国的？

付随鑫：中美学生之间的交流受到了中美关系恶化的严重影响，美国在中国留学的人数是明显下降的。

主要原因一是美国政府和学校对学生的警告和阻挠，比如，大学老师明确要求他们不可以将大学的一些设备带到中国，学生在面对这些负担时就不太愿意来中国了。

二是，美国学汉语的人数在明显下降，因为学汉语的机会很少。我接触到的一些学生是想做中国研究的，但他们没有地方学习中文，这对他们了解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从我跟这些年轻人交流和很多民调的数据来看，与老一代相比，当代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态度是更为温和理性。老一代因为经历了冷战，往往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国，而年轻人没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许多年轻人和大学生并不把中国视为严重威胁，他们更倾向于和平主义，反对美国的霸权行为，尤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激烈冲突。

2、主持人：距离特朗普和哈里斯在大选中的首次辩论交锋，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在刚结束时，两个人都说自己是胜者，结合当前美国社会面的反应以及民调数据，您认为在这场辩论中，究竟谁表现得更好？这场辩论对于大选的局势有没有一些实质性的影响？

付随鑫：我个人认为哈里斯的表现略占上风。以前希拉里和拜登，在与特朗普的交锋中是较困难的，而哈里斯在与拜登的辩论中是比较游刃有余的，这超出了大家的预期。

从目前的几项民调数据来看，观点也基本一致——更多人认为哈里斯表现更好一些。哈里斯在辩论后的支持率没有下降，而且有几项民调显示她的支持率有一定的上涨，上涨了一个百分点或半个百分点，甚至最多的有上升两个百分点的。

特朗普在这次辩论中的表现和之前变化不大，没有超出预期。他在之前的辩论中经常给希拉里和拜登贴上一个负面标签，但是这次给哈里斯的标签却没有贴稳。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辩论不是很成功。

我认为这次辩论不会使两人的差距明显拉大，目前也没有权威的数据表明这次辩论会对大选造成什么影响。两人在摇摆州的支持率差距依旧非常小，这次辩论究竟能否影响大选结果尚未可知。

主持人：最近，在大选前期特朗普再次遇刺，特朗普在大选前频频在安全上出问题，这是选民对特朗普不满的一种表现吗？美国政治人物的安全到底能不能得到保障？

付随鑫：关于特朗普两次遇刺的信息，披露地还不完整。从目前非常有限的信息可以看出，美国社会矛盾很大，政治极化严重，很多激进分子试图趁机通过暴力事件来发泄不满。

美国特勤局对总统候选人是有保护的，但不同级别的安保强度不一样——总统的安保规模肯定是最大的，总统候选人的安保等级次于总统。另外，很多年没有发生对总统候选人的直接攻击了，安保可能有很多疏忽，存在一些机构功能失灵。

美国社会现在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短期内再发生这种情况也不让人惊讶。

3、主持人：您在访美结束后有提到，美国的一些政治界人士在对华关系上存在误判，您的观察是什么？这些误解会不会一直积累，并且可能在未来造成更大的影响？双方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减少这种误判？

付随鑫：美国很多学者和政界人士，对中国的了解存在不少偏差。

举例来讲，很多美国人将近些年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中国。他们认为美国所做的一切行为都是对中国崛起的被动反应，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在不断地改变现状、挑战美国的利益和霸权，那美国肯定不会做出对华打压的动作。比如，现在台海局势紧张，美国不断对台军售，而且售出的武器越来越先进，还支持台独势力、不断地掏空“一中原则”，他们不从这些方面考虑问题，只看到所谓的中国对台施压。

相比于疫情之前的几年，美国认为自己恢复得比较好，变得更加自信了，所以觉得对中国应该更强硬些。实际上，美国没有看到中国的优势，中国的人均受教育程度、科研能力、产业结构都在不断提升，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美国人只看到了眼前的局势，没有看到美国自身的问题，比如美国国债高筑、政治分裂、暴力事件频发等问题。

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过于短视和狭隘，对中国的误解相当严重。误解会逐渐积累，导致双方的互信减少，彼此总是从坏的角度揣测对方，从而误判对方的意图或能力，最终导致两边关系持续恶化。

比如，最近几年，美国军队高级将领经常公开声称中国大陆会在某个时间点要对台湾使用武力，他们不是要故意制造虚假信息，而是真的如此认为的。但是一些真正了解中国的人，例如美国的知华派专家，他们就意识到美国军队对于中国的误解非常严重，他们误解了中国政府和媒体的言论，不了解中国、也不愿意深入探究，总是从字面意义上解读，甚至故意歪曲中国的言论，因此常常得出一些荒谬的结论。

我认为还是要加强沟通，比如最近中美在军事方面的沟通增强了。因为种种原因，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直接交流越来越少，这个趋势是很危险的。了解中国的美国专家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少，他在美国政界的地位可能会下降，声音也会越来越小。美国对华政策制定基本上被持强硬立场的鹰派主导，这些鹰派在政策制定上基本上是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对中国了解的角度出发。他们不会试图去深入地了解中国并且从具体的问题出发，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和美国对华政策可能造成非常大的误导。

4、主持人：今年年底就将迎来美国大选，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谁上台可能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更小？

付随鑫：美国的对华强硬政策，在两党之间有非常强的共识，未来也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两个候选人在手段上确实有比较大的差异。

如果特朗普上台，会带来一些新的冲击，因为特朗普是非常不可预测的，他可能会做出一些冒险的举动，甚至冲击中美之间现有的一些底线。另外，特朗普坚持提高关税，这可能会对中国造成一定压力。

如果哈里斯上台，目前来看，她的对华政策应该还会继承拜登的路线，在经贸领域维持原来的关税，在关键领域会加强对中国的去风险动作。另外，在团结美国结盟友方面，她肯定做的比特朗普更积极，可能利用盟友在中国周边搞事。

不同的候选人上台，在不同议程的优先级方面也会有所差异。哈里斯可能不会像特朗普那样突然搞出大动作，但她在政策的贯彻能力和执行能力上可能更强。

主持人：老百姓主要是从双方的贸易关系中感知美国对华的态度，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您如何评价这些方面的竞争态势？

付随鑫：中美贸易战是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的，美国智库专家大多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举措。在经济上，贸易战中超过90%的损失都是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的，可以说是得不偿失，特朗普热衷的贸易平衡也远没有恢复；在战略上，对华脱钩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

未来，无论是谁上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会延续以前的政策。因为他们的目标之一是在中美之间减少经济相互依赖，在关键领域实现脱钩。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认为可以继续推进。

如果哈里斯上台，她大体上会坚持拜登的对华经贸政策，继续维持现有的对华关税。在科技领域会继续坚持“小院高墙”的策略，还可能扩大范围，变成“大院高墙”。

特朗普对于贸易平衡有执念，他认为贸易逆差是很坏的东西，所以他执着于恢复中美贸易平衡。他这个观念在经济学界是非主流的，也很难做到。特朗普想增加对华关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将其作为对华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逼迫中国在其他问题上对美妥协，比如，在俄乌问题上做一些交换。

5、主持人：从青年学者的视角来看，在文化交流的领域，您认为中美之间的差异点在哪里，如何在文化方面促进两个国家的理解和交流呢？

刘佳豪：中美在人文交流上最大的差异点是，中美对战略竞争下人文交流的态度不一致。这体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在美国层面，美国内部就不一致。尽管对华强硬是共识，但从微观来看，对华态度依然存在内部的分裂。比如在国会中，部分强硬的鹰派议员已经到了“遇华必反”的地步，但依然有部分外交官员和一些智库、学界人士，他们不认为竞争是一个严重到需要隔绝所有交流的状态。

这也体现在23年拜登政府一整年的对话工作，重新建立了各种对话交流机制等。当然，这也是在他们认为有必要的领域保持交流。在国家安全的大旗下，他们也禁止了不少领域的沟通和交流，而且他们也认为美国应该努力取得这场竞争的胜利，但是他们不认为对胜利的渴求就意味着全面的敌对，认为人文交流应当保持，因为这是保持理解，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渠道。

但是目前来看，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还是不可避免地将国家安全的大手伸到了人文交流的领域。比如国会通过孔子学院禁止法案，这对两国的人文交流造成了严重损害，而且在未来的一两届政府内，这种伤害也是不可逆的。

在我们看来，美国的种种对华行为，已经是单方面的关闭了人文交流的渠道，一旦美国触碰到了一些不容商榷的底线问题，那就是没有沟通的余地了。而美国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大的反应，因为这不仅是不同制度下思维的不同，也是在东西方交流中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双方不理解对方的做法和对方这种反应的逻辑起点，导致会出现用自己的思维去揣摩别人行动的问题，后果就是误判和互不理解的加深。

在我看来，中美应该首先应该学会如何在战略竞争的时代背景下长期共存，持续探索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人文交流的新形式，随着竞争的持续开展和加深，人文交流的重要性会越发的体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