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做老师的好处是每年都有一个教师节，既然是过节，按例是要发点礼物或奖金的，不要问我金额是多少，反正不会多到让你盼望明年的节日，但也不会少到让你有被愚弄的感觉。

其实，中国儒家文化向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至少口头上如此。君不见，儒家最敬重的无过于“天地君亲师”，老师虽然排名最后，却是五尊之中唯一一个以职业被人尊崇的，完全与权势或血缘无关。

以职业被人尊崇，理由通常就是两个：崇高和清贫。老师这一行当的崇高在教化，在传递文明的火种；好的老师真可以改变学生的人生境遇。不过，要说崇高，医生一点也不比老师差，毕竟他们是救死扶伤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但医生进不了五尊，因为他们不够穷。

传统私塾制下的老师是十分清苦的。民国学人夏丏尊执教多年，自撰联云：“不如早死；莫作先生。”又一联云：“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郑逸梅《艺林散叶》）因家贫而做先生，因做先生而继续贫穷，因循往复。

旧时的基础教育大都在私塾完成，学生家长需要向塾师缴纳一定的拜师礼和学费，即“束脩”，从成束的肉干衍变而来。除非是远近闻名的名师大儒，塾师的收入是相当微薄的。塾师还轮流在弟子家吃饭，算是报酬的一部分。伙食好坏看学生的家庭条件和家长对老师的尊重程度，丰俭很不由人。

今天当老师的，除了乡村的民办中小学老师处境仍然艰难外，一般都已不再清苦，不会再有三餐不继的困窘。而且，中小学老师在许多城市还成了相当有权势的阶层，家长争相巴结，生怕自己的孩子被冷落，被边缘。据说比较势利的老师一接手班级，就把学生家长的背景来一个大摸底，看看有没有资源可以加以利用。少数老师的寻租行为让这个本该高尚的职业蒙灰，可惜。

01

历史上的师生轶闻趣事

对做学生的而言，最幸运的莫过于投入名师门下，耳提面命，终生受惠。但老师、学生都是人，都会变。时间一长，难免师生关系变调。心生龃龉，甚至毅然断绝往来的也时有所见。

1926年8月，周作人发表了一篇题目加了引号的文章《“谢本师”》。发表这篇文章并不是要感谢老师章太炎，而是要和老师割席断交。要知道，周作人跟着章太炎已经18年了，彼此之间还是有很深的相互认同、欣赏的感情。“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和老师绝交？盖因为“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和老师翻脸，当然要把责任加到老师身上：“先生既已要出书斋而赴朝市，虽是旧弟子也没有力量止得他住，至于空口非难，既是无用，那也可以不必了。”周作人绝交的话说得很不留后路：“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无复相关，唯本临别赠言之意，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

章太炎看到此文不知作何感想，气愤多少难免，失落亦或有之，意外应该不至于，因为周作人不过是照抄老师的旧作业。章太炎当年也是以“谢本师”为题撰文与他的老师俞樾（号曲园居士）割席断交。师生翻脸居然也有师承，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细究起来都有点另类。可惜，命运弄人，章太炎晚年并没有做出太失格的事，反而是周作人，蹚了文化汉奸的浑水，晚节不保。

题外话，周作人和古文字大师黄侃（字季刚）都是章太炎的学生，都在北大中文系任教，但两人居然从来没有见过面。双方都享有盛名，却又互相刻意回避，个性的强烈可见一斑。

民国时代的师生关系，除了翻脸，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回味的举动。周维强编集的《学林旧语》和《学林新语》收集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老师是该领域开山鼻祖、学界公认的大师，做学生的是不是应该顶礼膜拜，唯唯诺诺？在民国的学界未必如此。要说大师，金岳霖是当之无愧的，沈有鼎则是他的高足。据说有一次金岳霖讲到一本新出的数理逻辑专著，沈有鼎站起来说，这本书你是读不懂的。要知道金岳霖可是中国最出名的逻辑学家，功底深厚。但他听了沈的话，只是“唔”了一声，竟不以为忤，并没有面子下不来的尴尬。当面让人难堪比背后贬损老师，其实要高尚得多，只不过听的人需要有气度，不容易。

更有甚者，学生竟然理直气壮地把老师赶下台。历史学家李我生（锡余）20世纪20年代在北大国文系读书。有位教中国通史的讲师水平稍差。一天上课，这位教师讲了十几分钟后李突然走上讲台，向其深深一揖，说道：“希望老师今天就辞职，回家读十年书再来上课，因为某某、某某等处都讲错了。这位老师风格也高，下课之后二话没说，向教务科送了个条子转呈校长辞职走了。”双方就事论事：学生以理服人，老师高风亮节，师生都有魏晋余风。

有挑剔的学生在班上，在台下，对老师既是压力，也是促进。文字学家朱起凤年轻时误改学生课卷用的“首施两端”为“首鼠两端”，他想当然地认为“首施”是错别字。殊不知《汉书》里有用“首施”的，被学生“贻书谩骂”。朱转而立下宏愿，一定要写一本大辞书，于是有了《辞通》的问世。

当面开销，不仅被针对的人要有雅量，台下听众也要平常心对待。20世纪50年代初，留英回来的王竹溪（西南联大时教过杨振宁）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到一半，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束拿起粉笔，一边在王竹溪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40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事后校领导找束星北谈话，颇有埋怨的意思，而束星北却坦然地说，以前大学都是这样的。

我猜想，即便是民国时期的大学，对来访的大牌教授还是会留点面子的。把客人晾在一边，自己喧宾夺主，滔滔不绝讲40分钟，估计也只有束星北这样的学者才有勇气。一来他是真的有学问，底气十足，不讲出来觉得对不起听众；二来他也是真不懂人情世故。我们在人情世故里浸泡久了，锐气丧失殆尽，即使觉得人家错了，也会用客气的方式委婉地把意见表达出来，尽量不要败了人家的兴致。所谓世风日下，这也算是一种吧？

02

我的教师之路

我于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被分配到上海财经学院（如今升级成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当老师。当时是毕业分配，自己并没有选择权，喜不喜欢当老师都得去。还好，回顾起来不得不说，当老师应该是最适合我的职业了。因为我社会生存能力低下，胆小怕事，又喜欢胡思乱想、信口开河，除了学校，谁还会忍你？

算起来，我的教龄已经有42年了，时光飞逝得有点不可思议。犹记得第一次走进会计系报到，系主任娄尔行教授接待我，他是留美的硕士，一时硕彦，真正的绅士风度，学问见识均非常出众。但是他欢迎我的第一句话却吓了我一跳：欢迎你加入会计系，因为你们两人（同时报到的还有一人）的到来，我们会计系教师的平均年龄降到近60岁了！当时大学老师年龄断层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因为断层，才给了我们这一代人绝佳的锻炼机会，滥竽也好，亮竽也好，反正你必须在课堂上撑下去。回过头来想想，有时自己也觉得难以想象，我这样平庸的人，居然也在大学里时而顺风顺水、时而连滚带爬地撑了几十年。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教书的时间并不长，几年后出国进修，又去读研究生，接着远赴加拿大，先访问，后读博士。和我一起读博士的还有一位印度哥们儿，我们都有家小，靠奖学金觉得生活不易，于是一起去找系主任要求提高待遇。系主任给不了奖学金，但可以给我们安排上课。

一听要给本地学生上课，我头就炸了：凭我这一口烂英语，怎么可能在教室里撑住两个小时？那个印度哥们儿头也炸了，他的英语没有问题，但财务会计知识恭维一点说最多是入门水平。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取长补短了：我先给他讲一遍，他纠正我明显的语言错误；然后我问他问题，再告诉他正确答案是什么。

几次交流后我发现，他的日子比我难过多了。我走上讲台，学生看到我这张脸，对接下来的烂英语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他在台上，任何时候都必须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能在专业上露怯。碰到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只好故作深沉地让学生先去自己思考一下，称下次上课再来告诉你答案。

凭我当时的烂英语（如今可能稍好一点，但也好不了多少），能够在异国课堂维持基本的师道尊严，往大了说是“没有给中国人民丢脸”，靠的主要是脸皮厚。过程虽然很痛苦，但对我的锻炼实在太大了。

读完博士，到香港教书。尽管当时香港还受英国殖民统治，但毕竟是中国人的地盘，感觉上就有点昂首挺胸了。而且香港学生比较沉闷，极少在课堂上提尖锐的问题，或挑战老师的讲课内容。教学压力小了，精力就主要转移到研究（更准确一点说是发表）上，这才是决定你能不能在大学拿到永久教职的关键。

主流大学重研究、轻教学的倾向一直被许多人诟病。一方面大学的主业毕竟是育人，轻视教育有负大众的期望。另一方面，大学又有拓展人类知识、探索未知世界的责任，这一切都高度依赖研究的发现。而且，好的研究又会充实课堂讲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可惜，现在很多研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为发表而发表，沦为纯粹的智力博弈、烧脑游戏。

03

论考试与成绩

2010年我来上海，加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商学院的教学与以前我服务过的大学很不一样。一般的本科教育体系，学生在意的是成绩和学位，因为他们需要以此为敲门砖去赢得招生学校或用人单位的青睐和认同。

我以前一直对学生说，你们走出去申请学校或找工作，别人不知道你行不行，只能借助他人的评判，学习成绩就是你得到的评判。个别老师可能在给分上有偏差，但这么多老师给的平均分数通常是可以反映该学生的能力和用功程度的。所以，做学生的必须在意成绩，除非你有其他手段可以证明，比如奥数、物理竞赛、创造发明，又或过硬的关系，等等。

因为学生在意成绩，所以决定成绩的老师便有了很重要的权力。出考题、改考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老师权力的体现，考试过程就是老师和同学的博弈过程。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课。学期终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诸位说说怎样考法？”听课的近二十人，没一个答话。梁先生似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一人举手。梁笑了笑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他向台下作一大揖。（周维强《学林新语》）老师出考题居然先征求学生意见，这种风度我们学不来，也不敢学。

不当老师的总以为出考题是很轻松、很随意的事。其实，把考题出好并不容易。好的考题要保证不仅大部分人能及格，而且分数要分布合理，不同程度的学生要拉开差距。好的考题还要出人意表却又合情合理，最好还要让人津津乐道。

国外有些大学把历年考题都放在网上，随人查阅、评点。你的考题要经得起同行和怀有各种目的的学生的推敲、分析；不能重复以前的考题甚至出题思路，不能抄袭别人出过的题。那可真是斗智斗勇啊！有老师出完考题，助教小心翼翼地提醒他：这份考卷和去年的一模一样。老师满不在乎地说，考题一样，但答案已经不一样了。碰到这样的老师，学生只能自求多福了。

我读博士时，进入论文阶段前要考一个综合考试（comprehensive exam）。给我的考试安排是闭卷、一天完成。上午九点进考场，下午五点结束。虽然辛苦、紧张，但累完一天就彻底放松了。

另一位同学的考试安排是开卷、带回家做。星期五上午九点领考卷，星期一上午九点交卷。那位同学开始觉得比我轻松，实际结果是痛苦不堪。做着做着，觉得差不多了，躺下歇一会吧。一躺下就跳起来：不对！既然给我三天，一定是期望三天才能做出来的答案。结果前两天基本没睡着。所以，像我这种自以为还算厚道的老师，安排的考试都是闭卷且当场完成，考完从此两不相欠。

考完自以为过关了，拿到的成绩却是不及格，考生一定是心有戚戚。其实，老师也未必希望有人不及格。有人不及格，老师就要出补考的考卷，要应对来查分的学生；他可是要一分一分地追问为什么要扣分，特别是事关平均成绩能不能让他毕业或拿到某个荣誉。如果是计算或证明类的题目，解释相对简单。如果不幸是讨论、分析类的题目，你要完全解释清楚每一分扣分的理由是不容易的。最无奈的是他还带来同学的考卷，问两人给出的是非常相似的回答为什么同学没有扣分？

我读博士期间修了一门金融研究的课，考试的成绩是B+。作为会计学生，跨学科拿一个B+还算不错。不料碰到这门课的教授，他对我说：你考得不错，我一直在犹豫应该给你A-还是B+，想来想去还是给B+吧，这是很不错的成绩了。想象一下如果他说在B+和B之间选择了给我B+，我会多么感激！这就是教授当久了，不食人间烟火，不顾别人感受。

当然，老师也不能太通情达理，因为每一个没考好的学生都会找到让你无限同情的理由。我在加拿大时，有一个不及格的学生来找我申诉。他是黎巴嫩人，据说回国探亲被人在枪口下绑架，关了多少天才放出来。说起当时的担惊受怕，真是声泪俱下，但我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从绑匪手中逃出来的人。

04

在商学院教书

商学院的学生以在职的企业家和经理人为主，他们不太在意成绩，不需要敲门砖，需要的是思想启迪和智力碰撞。对老师而言，给考分容易，给思想启示、让人有猛击一掌的震动太难。可以说，在商学院教书是一种全新的考验和体验，逼得我们必须不停地学习、提高。

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的时候，最鼓舞我的是校长的一句嘱托：请记住，我们三分之二的学生是他们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请善待他们，给他们以鼓励和鞭策。在普通高校，单从知识层面讲老师通常是付出大于收获。但在商学院，尤其是中欧这样集聚大量优秀企业管理人员的地方，教室里每时每刻在进行的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输出和接收，而是交锋、挑战。我觉得这才是商学院老师最大的收益（当然，一份体面的收入也很重要，尤其是对我这种不怎么清高的人）。

一开始我说过，当老师受尊重是因为崇高和清贫。以我现在的状态，清贫的标签是无论如何贴不上了（谢天谢地），剩下的追求就是保持崇高。像我这种先天不足、后天慵懒的人，想要保持崇高，只有两条路：每天拼命努力，或降低崇高的标准。以我的品性，你们觉得我会走哪条路？

教授简介

苏锡嘉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在中欧任会计学教授前，他是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苏锡嘉教授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Concordia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1982年和1987年分别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苏教授主要从事国际会计、审计、公司管理、中国会计与审计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家族企业的公司管理、审计员的岗位轮换、审计质量以及盈余管理。

苏教授的研究发表于众多知名的期刊，如《审计：实践与理论》《亚太会计与经济研究》《会计与公共政策期刊》《国际会计期刊》《中国会计与金融评论》《国际会计研究》《国际审计研究》《当代会计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