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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湃（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近日，部分大学研究生招生超过本科生的“研本倒挂”现象又一次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部属的兰州大学、地方办的广东工业大学等都出现了此类现象。

在笔者看来，“研本倒挂”在国内大学，特别是以研究型为导向的大学中，必将成为一种趋势，在招生数、毕业生数以及在校生数三个维度都会如此。当前，虽然只有少数高校的研究生超过本科生，但眼光放到5~10年后，“研本倒挂”必将成为一种常态。

总体上，“研本倒挂”反映了研究生和本科生招生相对规模的变化。在我国高等教育扩招中，本科生的扩招和研究生的扩招并没有完全按照后者比前者晚4年左右同步进行。两者扩招虽然都有应对经济形势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需要，但本科生的扩招更多考虑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时代高中毕业生的入学需求。这种需求是比较稳定的，可预测性很强，也容易通过分数线的设置对扩招规模进行技术性调整。

相比之下，研究生的扩招更多考虑的是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如专业学科人才的迫切需求。这种需求具有较强的波动性，往往与高层次人才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有更大关联性。换言之，本科生招生更多要考虑“入口”需求，研究生招生更多要考虑“出口”需求。

近年来，国内一些高技术领域对自主培养的高层次人才有比较迫切的需求，因此与这些理工科领域学科相关的研究型大学在研究生扩招上较为突出，这就使得其“研本倒挂”趋势更为明显。再叠加我国当前研究生规模在国际比较中仍处于相对较小的位置，且有巨大发展空间，到2032年左右，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开始下降时，“研本倒挂”必将成为常态。

不断增加的学历要求也会逐渐让研究生的规模接近甚至超过本科生的规模。

一方面，本科教育的通识性越来越强，而专业性会越来越弱化。本科生所学的专业知识往往非常基础、只是“一点皮毛”，难以适应企事业单位岗位越来越高的专业化分工需求；而研究生教育旨在培养能实现知识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因此其对企业单位越来越多的研发与技术岗位需求的适应更好。笔者在诸多研发密集型企业的调研中发现，这些企业研发部门的招聘学历门槛要求就是研究生。

另一方面，一些特定行业、特定岗位也会因各种原因而提升学历要求。比如医生、教师、律师、企业高管等。我国最近出台的有关文件中，要求中学教师培养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主，并实施教师学历提升计划。而2020年，全国高中教师中的研究生毕业占比仅为11.5%，初中教师中则仅有4.0%。这会产生大量的研究生学历人才需求。因此，部分高校“研本倒挂”就不足为怪了。甚至一些此前的非研究型大学，也会大量增加研究生的招生。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关“研本倒挂”的一些流行观点需要重新审视。比如，有人认为研究生超过本科生是研究型大学的特征，似乎扩大研究生规模就是在建设研究型大学了。

笔者此前的一项研究发现，38所中国一流大学与121所美国一流大学相比，前者的研究生在校生平均数远超后者，本科生在校生平均数则比较接近，前者的研究生占在校生比重平均高出11个百分点。

可以说，我国一流大学的“研本倒挂”程度远超美国一流大学。这还是近10年前的统计，当前应该会更高。然而，就研究的整体实力而言，美国一流大学比中国一流大学表现更佳。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研本比当成研究型大学的指征，更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一种目标来追逐。

前述研究中，美国一流大学的博-硕士学位授予比要比中国一流大学高出近1倍。因此，如果说研究型大学有量化评价指标，那么博士学位的授予数应该是目前最好的指标。

就具体大学而言，研本比以及研究生规模的影响因素更多。特别是大学的使命以及定位非常影响研究生规模。比如，钱学森先生曾经就读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因为“小而精”的定位，无论是硕士生招生数量还是博士生招生数量，都远低于以其所拥有资源预测的招生数。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在校生占比高达72%，这与其注重医学领域中的高精尖研究有密切关系。

最后，“研本倒挂”的背后，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实现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在前述研究中笔者发现，中国一流大学的研究生生均研发经费投入只有美国一流大学的1/3。而研发经费投入和全职教师数对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具有非常强的预测效力。因此，加大对于研究生培养的资源投入力度，而不仅仅是扩大招生规模，对于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实质性意义。

对于即将就读或打算就读研究生的学生而言，大学的本研比固然有一定参考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心仪大学研究生学科专业本身的学术水平、实力以及人才培养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