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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徐爽

编辑丨雪梨王

摇滚乐在校园的存在场景，是井然有序的。演出地点是报告厅，台下坐着学生家长。

七名乐队成员几乎都戴眼镜，校服齐整，据说学习成绩都在年级前二十。表演曲目是Beyond乐队的《海阔天空》，音乐响起，屏幕滚动播放着学生的生活照。

邀请我看演出的老温，在这里当历史老师——比起原名，他更喜欢人们称呼他为“老温”，这源于他行走江湖的网名“Vincent80”。作为资深摇滚乐爱好者，老温开了一门有关摇滚的选修课，至今已有25年。但在北京市这所重点中学，“学生都是掐尖儿的存在”，学习之外的事情往往显得不合时宜。

结束后走出报告厅，我表示演出与想象中的摇滚舞台有些差别，“太乖了吧”。老温打开手机，向我播放了一首女声翻唱的《Bizarre Love Triangle》，不同于刻板印象中吵闹轰鸣的摇滚乐，这首曲调绵长，歌声温柔。“你知道吗，这也是摇滚。”他笑了笑。

我在今年夏天走进了老温的摇滚课堂。我有些好奇，在应试教育下，一门摇滚课究竟会把这些学生带去何方？同样的课程内容，在不同世代的学生中有怎样的回响？在系统之中，在有限的答案之下，教育是不是可以有更多选项？又该如何创造更多选项？

在老温这里，我试图找到答案。

“登堂入室”的摇滚

如果在校园里碰见老温，可能很难把他与“摇滚”联系起来。他鼻梁上架着厚厚的眼镜，手持一大壶普洱浓茶，看上去更像个好脾气的老学究。熟悉的人评价他是闷骚属性：总把各种乐队的文化衫搭在深色夹克里，“正经极了”的黑色双肩包里少不了“披头散发”的音乐碟片。

上课铃响，关灯，拉窗帘 ，光影把教室带入20世纪初的加勒比群岛。这节课的主题是“激情雷鬼”，首先登场的是卡利普索（Calypso），一种律动感强烈的即兴讽刺歌曲。

音乐停下，老温解释说，“卡利普索在当地有个别称，叫‘人民的报纸’”，当地的新闻事件和政治表达通过隐晦的歌词传递出去，规避官方审查。

像电影拉片一样，一张张碟片在课件上闪过：强烈的旋律背后是怎样的情绪？创作者究竟在反抗什么？这样的时代情绪，又有着什么历史和社会基础？老温会用轶闻与八卦的方式，把这些议题轻巧地点出来。

台下有人认真听讲，有人跟着音乐节奏摇头晃脑。但并非所有人都是为了摇滚乐而来。课程受欢迎更多源自这是一堂“纯正的、轻松的”选修课——不是变相的补习，没有课后作业。课上常有面容疲倦的学生，埋头做完一整套数学试卷后，睡倒在乐队高亢的鼓点里。

“其实我的课程全称是《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下课后，老温向我纠正，一些媒体总把他的课叫摇滚课。其实早在2001年，他就向学校递交课程名称更改，减少了摇滚乐在课程中的比重，布鲁斯、爵士、民谣、雷鬼、朋克等更丰富的艺术元素，都被融入其中。

这门课的开始，有一些时代的运气。

老温自初中就喜欢听摇滚，1998年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成为这所重点中学的历史老师。2000年，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学校尝试开设选修课程，动员老师们积极上报选修课的方案。老温把《摇滚乐文化》提交上去。在老温的印象中，校领导们大多不听摇滚，但鼓励新生事物。“没想到学校能批下来，挺意外的”，毕竟允许这样一门非文化课，存在于有升学压力的公立重点高中，并不容易。就这样，摇滚课成为当时全校三门选修课之一。

如今活跃在音乐媒体和幕后制作的健崔（笔名），是老温的第一届学生。

他从初中开始听摇滚乐，语数外的课堂上，他总是右手托腮，让随身听的耳机线从校服袖子里伸出来，偷偷怼进耳朵。在老温的课上，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听摇滚，这也因此成了他唯一认真听讲的课。

高二时期的健崔已经是“社会人”，他给一本杂志当记者，在网络论坛写乐评，每月有两场摇滚演出。他拿着时兴的诺基亚手机，每天在学校打电话、谈业务。“我的心完全不在那里，我对教育本身失去兴趣，在学校的每一分钟我都受不了。”健崔最烦政治课，一次政治考试，他交了白卷。

没过多久，健崔写了退学申请并发到网上。老温看到后，请自己一些文化和音乐圈的朋友共同劝阻健崔，包括媒体人王小峰和音乐台DJ张有待。“他们每个人都和我说，别退，你再想想，但每个人劝的时候好像都有点言不由衷。”很多年后，健崔回忆说，“他们也明白我的痛苦，传统教育体制的内核和摇滚是对立的。老温也用过很多方式试图平衡，但在我这里，他失败了。”

健崔最终决定退学。离开学校那天他情绪激动，在老温的办公室摔了一堆东西，然后跑出去，说再也不回来。

但他很快被请回来，作为摇光滚影课上的客邀老师，给比他小一届的学生讲当时最新潮的电子乐。他从一款著名足球游戏中的电子音乐插曲展开，既新鲜又贴近中学生日常，坐在台下的学弟李源尤其兴奋。

在李源的印象中，摇光滚影课的出现，和青春期是同频的——本是“乖乖仔”的他，彼时除了身体发育的变化，还有了自我意识层面的叛逆，“这个时候听摇滚，一下子就通了”。

老温教摇滚有个原则，那就是不鼓励学生沉迷于此。他还时常告诉学生，叛逆不是胡作非为，“真正的叛逆是要学会和你认为不好的事情做脑力上的斗争。单纯的暴力只是傻子的做法。”

在资讯匮乏的年代，这门课成为普通中学生触碰新世界的窗口。如今回望，李源觉得，正是这门课让他对中国现状产生一些思考，并找来相关书籍和纪录片，想要进一步了解。他在本科和研究生学习传媒和政治学专业，也和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在课上，老温不避讳歌词中关于药物、脏话和性的部分，“不是不提就可以当作不存在”。课堂放映中遇到有感情戏的部分，他会快速跳过，但观察学生的反应他也意识到，“学生其实都懂，那不如大方地告诉大家，这就是影音艺术的一种表达方式。”

他更深的期待在于，通过摇滚乐弥补课本教育中的空白，例如对人性的深入理解、挑战现实的勇气以及创新的动力。“归根结底，我试图打破人们对摇滚乐文化的偏见，因为偏见往往缘自无知。”

“Listen without prejudice（听无偏见）”，老温把这句话写在每一节课的课件首页。

课堂没有正确答案

老温与学生一起登台表演原创班歌

“别的老师都特积极向上，非要把我们亲手送进985，老温你真的搞不懂，在他那好像不进985也能活得阳光灿烂，学渣可能因此看到alternative path（另一种选择）。”一位同学在接受某杂志采访中这样提到。

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着老温关于“摇滚”的定义，那就是——不被定义。“他启发了我们，最大限度地找到自己的可能性，争取自由，做自己。”学生晓萌说。

对抗的姿态

2019年老温去贵州支教时给当地孩子讲雷鬼音乐

学校里不乏听摇滚的人。对于大部分听者来说，摇滚乐只是一种节奏强烈的音乐。

摇滚精神则不一样，少见于校园乃至社会。“总有那么些同学，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这个系统，努力寻求应试教育之外的精神空间。”小安说，在校园里，“摇滚”的形式可能是读哲学，或者写一首关于自我生活的小诗。

在那场校园乐队的演出上，我留意到主吉他手是一名沉默的男孩。演出时他总站在舞台边缘，半个身子躲在贝斯手身后，低着头视线朝地在演奏。直到歌曲过半，进入他独奏的环节，身体才似乎松弛了一些，开始随着节奏用力点头。

“他是摇滚的。”老温笃定地认为。他判断“摇滚”，一看技法，二是看人。他提醒过学生，说学历史的就业出路可能不太好，但在最近的课程项目里，这名瘦削腼腆的男孩坚持将历史作为研习方向。

小老虎赵宏如今是说唱歌手。作为2002届毕业生，他还记得老温课上的一个场景：老师在播放尼尔·杨的《与天使共眠》，曲调哀愁。彼时正被失恋困扰的小老虎，突然站起来往外走，“老温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太舒服，然后就走了。他也没说什么。”

小老虎多年后才意识到，老温的这个反应在国内高中“简直不可思议”。

面对脆弱和敏感，典型的教育逻辑是质问，“大家都可以，你怎么不可以”，并且永远强调学习和秩序的重要性。但老温的态度是，“怎么了？”、“理解”，以及“咱们看看如何疏解一下”。

如果进一步上价值，小老虎认为，老温的教育理念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允许消极。“可能有人会说，发泄也是一种创作，你的发泄里有诗意。但发泄也可以只是发泄。我们很多事情好像总要挂上对人的改造和激励才可以存在，但老温说过，‘摔瓶子就是摔瓶子，不用摔出什么意义’。”

小老虎用他习惯的说唱语调，就这位启蒙老师freestyle（即兴说唱）了一段：

老温是/北京这些很不适合散步的/某一条嘈杂的宽阔的大马路/两边的低矮灌木中/一株只能用耳朵才能分辨出来的/植物和杂草。

一种公共表达

走访了老温的多位学生，我发现，摇光滚影课在多年后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他们在各自行业的独特公共表达。

小老虎把这门课视作反思的起点，“以前不知道有人可以这么说话，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内容。”此后，他感觉自己一直处于流动和变化中。他做过很多音乐实验，比如找素人一起freestyle，歌词里几乎没有一句脏话，不唱兄弟、金链子，高度关注社会议题。

在小老虎看来，学识或阶级不是做音乐的门槛，高中生和农民工都可以做说唱。

被问及最近做过的最摇滚的事，正在戏曲学院读大学的小墨顿了顿，给出的答案让我有点意外。她在创作剧本，把《等待戈多》和《牡丹亭》写到一起，“人们往往觉得，戏曲和现代话剧是两个东西，但《牡丹亭》其实就是明清时期的摇滚乐。”

老温与学生小老虎赵宏、李源的合照

乐评人、DJ李源把老温的教学理念搬到了自己的工作中。2018年秋天，综艺《乐队的夏天》第一季筹备阶段，节目组请李源给所有导演上课。设计课程时，李源第一时间想到引入老温的教学逻辑——讲音乐，不能光讲表象，还得说明白“为什么”，为什么当年的黑人要唱布鲁斯，爵士乐是怎么出来的……于是他从1950年代的摇滚乐起源，讲到各大风格流派、经典乐队和国内外的发展状况，课程持续整整一个月。

晓萌则在七年前做起独立出版，聚焦主流视线之外的知识生产。她还和学长小老虎一起联动，推介内容，探讨关于创作的种种，“独立出版有很多东西和摇滚是相通的，比如DIY（自己动手做）、自由表达、保持自我的独立，还有革命性的精神。”

“老编辑”，是陈醒诺对老温以及他一众学生的总结。他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日常接触最多的东西是算法，“算法解决的是，怎样让商业更好地满足在现有这个层次的你”。而老编辑能让受众突破现有认知局限——在技术驱动的社会中坚守人文视角，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力，筛选提供更丰富、更有深度的内容。

陈醒诺觉得，这个时代的“老编辑”太少了，大部分人困在算法的茧房里，“但老温他们，总是在不同的行业里坚持当‘老编辑’”。

健崔把老温和学生们之间的相似性，总结为创作方法上的精英主义，“小老虎的说唱思想性比较强，李源还在做电台和博客，我们都希望能形成一些方式方法，且为别人所用。我们很严谨、严肃地对待作品，做我们认为需要做的事情，但这在中国其实是弱势的。”

高中时，健崔和老温经常相约放学后，坐两个小时公交车，到海淀图书城淘“打口碟”。那些在美国没卖完的唱片，被当作塑料废品打口销毁，成箱摆在音像店，像一座座翻不完的金山——媒介并不发达的20多年前，CD和磁带是稀有的私有资源，需要去寻找，去抢着购买。

健崔自认为是受益于打口文化的一代。基于这个想法，2020年，他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唱片店，开展唱片“自由交换”计划，面向学生群体免费开放，凭学生证每人每次可领取两张CD。

在唱片试听区的窗口上，他写下“公”“共”“音”“园”，四个字没有正确的朗读顺序，每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理解的顺序来念。在健崔看来，音乐是公开的，共享的，能让人们团结在一起的。

“唱片店应该是一个提供更多可能性的空间，愿每一双年轻的耳朵都可以在这里打开一扇新的声音之窗。”在开店企划中，健崔这样写道。

远去的时代

开课二十余年，老温自称“早已宠辱不惊”，坦然面对教室里的人数起伏——最少的时候，班上只有三个学生；多的时候，有两百余人报名，老温请教务处老师帮忙调出了之前的期末考试成绩，按照排名从前往后挑选了40位学生。

2010年前后是人数的“小高峰”，几十平米的教室挤满了来旁听的学生，大家席地而坐，还有人趴在窗户上。彼时，北京市中学盛行教育改革，不少学校都在探索应试教育之外的创新模式。有些学校的高一高二学生，甚至以“走班”形式上课，没有班主任和班级的概念，不存在指定的教材和教纲，学生围坐一圈，一学期只读一本小说或一篇戏剧。直到高三才回归传统模式，备战高考——这是学校的“底线”。

教改浪潮之下，曾涌现出许多有趣、有想法的老师，这让老温觉得自己的课没什么特别。但这些年，这条路上的人越来越少。还是因为“卷得太厉害了”，老温分析，“在目前整体逼仄的环境下，我的存在显得特立独行。”

起初，摇光滚影课是给高二学生开的——高三，太忙碌；高一，认知水平尚不够。老温研究过，高二是最适合授课的阶段。但从2023年开始，这门课被改到高一开设。主要原因是，高二的学生也要开始“专注学习”，分数战胜了素质教育。不过老温也发现，随着互联网发展，学生视野比原来宽阔很多，高一的学生也“懂挺多”，认知水平可以接受这样的课程了。

学生对音乐的喜好也在变化着。老温的观察是，千禧年代的学生们，更喜欢《天堂阶梯》《波西米亚狂想曲》《加州旅馆》这样的经典摇滚乐作品，偏爱长篇、宏大和史诗的音乐风格。现在学生们更爱听的是流行朋克、非主流、“后摇”这样小巧的作品。

讲当下、讲流行，会获得最积极的反馈——在讲台站了这么多年，老温很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依然选择“不”。很多人都问过他，要不要加入如今国内的一些音乐作品进来。“我也想啊，但没有怎么办？”老温摊手。

他很感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摇滚经典，而在当前这个动荡的、快速变化的时代，能够反映时代性的音乐作品少之又少，“大部分作品要么媚俗，要么把愤怒放在叙事之前，态度之下没有足够的东西去支撑表达。”

开课25年，摇滚乐从另类新潮的舶来品，变成了“老歌金曲”。中文世界的摇滚先锋几乎在主流市场沉寂，批判商业的摇滚单曲，摇身一变登上综艺节目，被重新填写了歌词。

但老温没有对课程框架做过大调整，甚至课件还沿用最早期的模版和配色。这在2024年的课堂上播放，加之那款古早的Winamp播放器，时常有种复古的美感。只是，越来越多的歌曲在平台上“无法播放”，播放超链接被遗忘在课件深处，由于太久没有造访，有时连老温自己都记不得具体位置。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行事主旨是低调——这是他的生存法则，也是“摇滚”在校园的生存法则。

但这个法则不是不能打破。前段时间，老温和小老虎偶然在网络聊天，发觉对方近来都关注皮影艺术。他们一拍即合，决定录期播客。

节目播出意外地炸出一堆失去联系的老友——都是早年因摇滚乐在网上结识，BBS、MSN、校内网（人人网）等平台陆续消亡后，这些老友就散落在天南地北。

当年一起聊摇滚的朋友们更新了近况。《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笔王小峰，现在在泰国制售文化衫，公众号里多是医药健康科普；写了摇滚著作的章雷，最近一次联系时，正在西湖泛舟；作为《我爱摇滚乐》编辑采访过老温的大勇，如今靠测字卖文为生，每天起码一斤白酒。

“大家基本上从江湖消失了，或者更通俗一点讲，向现实妥协了。”老温提到，采访过自己的纸媒大多已倒闭：两本摇滚杂志《我爱摇滚乐》《通俗歌曲·摇滚》，和曾长期拖欠他稿费的《音乐周刊》都难逃厄运。

2004年老温接受《我爱摇滚乐》杂志专访的照片

摇滚往事已在风中消散，只有老温还杵在这里。他的鬓角冒出些许灰白，看手机时总要眯一下眼睛。谈及过往，他语气平和，只是聊到兴奋处还是会忍不住放歌，他怀念校园民谣，以及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新一代学生对这种兴奋有代沟，即使是认真听课，他们也只觉得“可以理解，但很难共情”。“就像听爷爷奶奶讲解放前的故事”，一位年轻的学生形容。

2019年是老温最后一届做班主任，他说那是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自己的时代可能过去了。

“摇滚曾经在历史上改变过时代，但现在不太可能了。因为时代发展，音乐不再拥有那么强大的影响力，学生课余时间被电子游戏和社交网络分走一大块，爱好变得丰富，不再像物质匮乏年代那般单一。”老温也不再像二十年前接受摇滚杂志采访时那样，雄心壮志地聊课程的使命与未来。如今他最大的期望是，这课能活着，直到有一天自己不想讲了。

新学期的摇光滚影课9月12日开课，有学生跑来告诉老温，这门课在两分钟内被抢完。老温有些欣慰，“原来这课还有点存在的价值啊。”

李源在前段时间见到高中班主任，听他聊起现在这一代孩子们，“好像越来越乖了”，“被规训得很好，虽然也有淘气的，但跟你们当年比起来差很远。”

这些描述没有得到“新生代”的认同。去年高中毕业的小墨认为，那种“很傻的乖”其实不太存在，“有一部分我的同学，他们精明但顺从。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们的教育哪怕是反人性的，他们还是会顺从地投入，去竞争，愿意相互残杀。”

采访中，我问健崔，如果在这个年代念中学，你还会退学吗？

“那我可能初中就退了吧。”他回答。

采访结束后，老温给我发来一个文件，精选了十余年来的学生课堂反馈。有同学提及，课上放了那么多音乐，印象最深的还是这堂课的开场曲，Don Mclean的《Vincent》，他说这是属于老温的歌，“这首歌所唱的一切就是老温的故事，老温和他的课程对我们这代人的意义。”

它的歌词是：

Starry starry night，

繁星点点的夜里，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ey，

画出你调色盘里的蓝与灰，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在夏日里出外探访，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用你那洞悉我灵魂幽暗处的双眼，

And now I understand，

如今我才明白，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你想说的是什么，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当你清醒时你有多么痛苦，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你努力的想让它们得到解脱，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但人们却不理会，也不知该怎么做，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也许，人们将学会倾听。

（本文所有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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