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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郭志强 | 北京报道

一个接一个的涉企谣言，让一家千亿市值上市公司舆情负责人张奋有点烦。

“涉企网络舆情，目前像是一个无解的题目。我们企业还有点资源、渠道和专业人才，但是在处理企业舆情时仍感到力不从心，那些中小企业碰到涉企谣言时有多难，就可想而知了。”张奋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感慨。

多位采访对象告诉记者，面对一些不痛不痒的涉企消息，企业少有精力关注。而如今部分自媒体矩阵一而再再而三地盯着企业造谣生事，造谣抹黑企业和企业家，以此换取不正当利益，这就给企业带来了较大困扰，正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是谁在炮制和传播这些谣言？他们有何目的？为何会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背后的产业链是如何谋求非法利益的？

网络谣言愈发困扰企业

近年来，网络谣言有泛滥之势。公安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已侦办网络谣言类案件2.2万余起，依法查处造谣传谣网民2.5万余人，依法指导网络运营者关停违法违规账号16万余个，清理网络谣言信息132.2万余条。

不仅是数量大，网络谣言正呈现出新的特点。8月27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长王强指出：“近年来，受‘流量经济’刺激，网络谣言的内容广度、传播速度、更新频率、影响范围以及社会危害性等都在显著增强。”

这些特点在涉企谣言中表现尤为突出。

今年6月，一家华南地区的医疗器械大型企业遭遇侵权信息袭扰。当时，公司某款肢体矫正产品颇受市场追捧，但在网上该产品受到其竞争对手恶意中伤，并给该产品贴上“智商税”等标签。

“我们关注到产品舆情后，紧急发布澄清信息。两个小时不到，该话题就上了微博热搜，这十分蹊跷。”该企业品牌负责人方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经过舆情摸排分析，他们发现竟然是竞争对手在背后花钱买热搜，人为制造话题热点。“为了降低恶意中伤带来的影响，公司也只能花钱下沉热搜。围绕热搜榜排名，我们企业与竞争对手来来回回博弈，最终双方都没捞到好处，反而便宜了热搜平台。”方芳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网络涉企侵权信息的背后除了有竞争对手的主观恶意，更多的则是自媒体的有意为之。

一些追求流量、博眼球的自媒体，通过恶意剪辑拼凑涉企信息，在网上传播。一家零售百货上市公司就深受网络谣言困扰，公司自2021年以来，陷入债务危机，一时网上针对实控人和上市公司的负面信息甚嚣尘上。

8月下旬，该零售百货公司品牌负责人彭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早在2021年前后，企业因为债务问题面临空前的生存经营压力，当时很多自媒体不经求证，从网上随意截取企业的不实信息，拼凑成各类谣言，让企业和老板陷入无尽的舆论旋涡。

彭娟回忆时仍心有余悸：“这两年公司舆情才稍许平稳，在2021、2022年两年间，我通过有关部门处理的各类涉我们公司的不良信息就多达1000多条，那段经历不堪回首啊。”

谁是涉企谣言的幕后推手

采访中，多位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品牌负责人都提到一点，涉企侵权信息在网上发酵，多有幕后推手，推手们会借助“网络水军”推波助澜。

今年，华北某省一老人因手术死亡，事后家属找到某网络大V曝光此事，该大V在没有向医院核实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转发了这条消息，推动了这起医疗事故在网络的发酵。半天时间不到，这起事件迅速冲上微博热搜。

“医疗事故微博话题被冲上热搜后，我们发现了‘网络水军’的身影，微博评论区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地址IP集中出现了针对医院的同类负面评论，很明显背后有人在带节奏、刷流量。”上述医院的舆情负责人王振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他们通过分析这些高度类似的评论信息，推测背后有网络推手在推动舆情发展，于是有针对性地在网上收集证据。

其中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有部分娱乐博主也在大肆参与转发相关信息。而随着这起医疗事故被网络大V不断放大后，卫健部门也介入进来。

张奋告诉记者，网络具有开放性、虚拟性、地域差别模糊的特点。在这种环境下，一方面网络推手很容易招募水军，另一方面水军在实施不正当行为的时候也比较隐蔽，很难被发现。

公安部门针对网络水军进行了严厉打击。“公安部高度重视，部署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王强表示，“我们深挖幕后操纵、造谣炒作的网络水军、MCN机构等突出违法犯罪活动。共查处此类案件623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3397人。”

涉企谣言背后的利益链条

今年6月，国家网信办曝光一批涉企侵权信息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例值得注意。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的“奇偶派”账号，蓄意发布对某信息科技公司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负面解读的信息，并在该信息科技公司与其沟通信息内容真实性问题时，借机胁迫要求签订商业合作协议。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采访中，多家企业都经历过自媒体打着“舆论监督”旗号，实施敲诈勒索的情况，但都敢怒不敢言。

“最近，一家境外商业媒体写了一篇涉及我们企业的不实文章，我们通过各种关系终于找到对方负责人，对方直接开口要30万元才删稿。”彭娟说，公司经营本来就有压力，管理处不同意花钱删稿。

彭娟透露，平时她处理企业舆情时，一般会先跟自媒体平台或者作者直接联系，有些通过申诉就能很顺利地删掉涉企侵权文章，有些谣言则可能得花点钱与自媒体合作才能删掉。

“那些没办法做工作的网络媒体，我们就直接不管了。”彭娟说。

今年3月，华南一家大型制造业企业也遭遇了同样的“苦恼”。一家自媒体突然发布了一篇涉及企业管理层薪资的文章，文中所列薪资数据全部失实，文章擅自将管理层薪资数字放大。

熟悉这家企业内部情况的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公司管理处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恼火，让品牌部门处理。品牌部门跟撰文的自媒体沟通多次，最终删除了文章。”

张奋说：“网络谣言背后，一些自媒体都有着利益诉求。目前，通过花钱删稿删评论，甚至降微博热度都形成了一条隐形的产业链，很多企业碰到侵权信息时对此束手无策。”

网络谣言维权有多难

面对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由于维权成本高，不少企业和机构有时候只能束手待毙。

“我们医院根据掌握的证据，去相关部门报案。但有关部门迫于舆论压力，让医院不要再把事情搞大。”王振表示，一些地方监管部门面对网络舆情引发的纠纷，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这也是网上涉企谣言无法根除的原因之一。

王振分析称，涉企侵权案件立案难，一方面，有关部门协同机制没有发挥作用，比如针对经济类案件，破案后相关办案部门可以获得奖励，而涉企侵权案件办案并没有配套奖励；另一方面，有关办案机关在处理网络大V涉企侵权案件时，也会有“惹一身骚”的顾虑，担心网络大V将舆情引至办案机关自身。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针对网络谣言侵害企业权益声誉的行为，某省有关部门多次召开协调会，研究处理涉企的侵权信息问题，但此类案件在基层仍遭遇立案难困境。

一位研究网络舆情的不具名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损害商业信誉罪，从互联网层面判定当事人是否违法犯罪，相关部门对这块工作缺乏可借鉴的经验，尤其在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量化工作上，没有一套可操作的量化标准。

上述人士举例说，损害商业信誉罪立案标准之一是“给他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为打击网络涉企侵权行为，他们企业邀请深圳第三方机构就网上水军以及大V的涉企言论给企业商业信誉带来的损失作了一个评估，评估报告给出的企业损失达到了5000多万元，但企业相关负责人把这个评估报告递送给有关部门，依然没有获得立案。

张奋认为，网络谣言遭遇立案难进一步让造谣者有恃无恐，有关部门应该协同监管，加强对造谣者的打击力度。

一位宣传系统的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大型企业遭遇网络谣言，很多都陷入“大炮打蚊子”的境地，即使通过诉讼打赢了官司，企业除了收获道歉往往很难拿到赔偿；而且就算打赢了官司，执行难也让企业家焦头烂额。

“总而言之，网络造谣违法成本太低，但企业维权成本又太高了；加之有关部门一般都息事宁人，企业家也不想因为小事大动干戈，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上述人士说。

面对这样的情况，有关部门也展开行动严厉打击网络谣言。2023年12月，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公安机关以“三打三挖”为原则，即“打团伙、打链条、打生态，挖幕后、挖金主、挖资产”，以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进行“造热点”“蹭热点”“带节奏”的网红大V、进行引流牟利的“网络水军”团伙，以及幕后操纵的MCN机构（专门从事短视频内容创作与营销的机构）等为目标，查明黑灰利益链条，彻底穿透行业运行生态，不断提升网络谣言案件类案打击和生态打击能力。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为张奋、方芳、彭娟、王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