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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当地时间8月24日晚，社交媒体“电报”（Telegram）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在法国被捕。随后，X平台所有者、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棱镜门”事件曝光者斯诺登纷纷发声，指责欧洲所谓的“言论自由”。

在我看来，这件事情有几个观察点：

1.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国家安全是红线和底线。

1950年代沃尔弗斯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对国家至关重要的价值处于安全状态”，仍然是在执行中，尤其是欧美国家实践中，最核心的底线。主权国家在自主认为其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采取行动。在这种行动中，法律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工具，而不是约束和边界。也就是说，一旦某个个体，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那么国家就会采取一切手段，消除这种威胁。

当然，我们可以去争论，这种对国家安全的认定是否存在泛化和滥用。一般而言，欧美国家在国家安全认定上的尺度，始终是比较宽松和广泛的，只是在表现形式和具体行动中，比较注重包装，尤其是注重与媒体的配合，构建建立在国家安全共识基础上的一致行动。

反犹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两个有政治正确特征的国家安全共识，是西方世界的客观现实，一旦触及边界，就会立刻做出反应。这次杜罗夫被捕，就是此前拒绝配合欧美政府要求获得用户数据，以及管控平台内信息的要求。在欧美国家，这套国家安全逻辑，确实就是自洽的。

2.欧美国家在国家安全上的问题，是采取有显著霸权主义特征的国家安全观。

所谓“双标”，或者，“多重标准”，就是“自我中心，个体理性的国家”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实践。最大的问题是超越地理边界，扩张本国安全边界，压缩其他国家的安全边界，构建以其他国家不安全为代价的国家安全实践。

在杜罗夫的问题上，西方鼓励杜罗夫和他的平台对抗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治理，要求遵守西方国家的国家安全治理。当然，在此过程中，福柯说的规训，或者说，认知塑造，清晰可见：反抗俄罗斯，就是民主；不服从西方，就是不安全。

这当然是双标的，而且也会有回旋镖效应：当初西方国家单纯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只会无条件地有利于扩展西方国家的软权力，成为西方国家外交的新工具，在全球非西方世界搞事，挑战当地的不亲西方的国家安全。所以，西方国家塑造了一套近似绝对的互联网自由的概念体系，并通过传媒、教育和知识体系，进行广泛传播，以及强力规训。

现在，回旋镖打到欧美自己了，确实对欧美国家的内部治理、全球扩展产生风险和威胁了，那么欧美国家自然就按照自己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开始采取行动。中间没有过渡，没有铺垫，所以才会让全球，特别是那些被规训的比较彻底且持理想主义认知的人，感到错愕。

马斯克连发多文讽刺欧洲没有言论自由，要求释放杜罗夫，并用法语写道：“自由。自由！自由？”

3.治理全球网络空间，是新一轮全球化协同治理的核心议题领域。

全球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前沿与焦点领域。这个领域，天然需要有效的跨国协调，这种协调，只有建立在尊重所有国家网络主权平等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这种治理，不可避免的涉及主权的让渡，但这种让渡，必须建立在对等、公平和让主权国家舒适的基础。舒适的关键，就是要保障国家的主权权利不受损害。

联合国注定会在这个过程中有发挥重要作用的机会，但是做到哪个程度，最根本的还是会回到大国协调，尤其是联合国五常的大国协调。目前看，这个过程还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的冲击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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