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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年轻人似乎特别喜欢“丑东西”，一些“丑东西”逆势而上，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力。近期，盲盒穿戴甲成为网友们的新宠，凭借其粗糙丑陋的外观吸引了大批网友，“包丑的”“丑甲升级版”……“丑甲”销量惊人，在相关直播间里，动辄聚集着上万名观众。

不少年轻人表示，这些商品可以提供情绪价值。但值得警惕的是，一些网民对于畸形低俗的东西颇有兴致，从言语混乱、行为失智，到丑态百出、虚假摆拍……一些恶搞、装傻、扮丑等类型的短视频借助新媒体的传播在人们的生活中蔓延，并且很快下沉到青少年群体。

以丑扬美。在“审丑”短视频中，部分作品直面社会突出问题和人性中的虚假、伪善，企图以强烈的现实性、审丑性帮助人们正视生活中的丑陋现象，进而树立正确价值观。如由三位农村老叔组成的短视频团体“三根葱”，镜头里，在黄土夯筑的老房子前，脸上黑黢黢的三个老汉吼叫、愤怒、大笑，敢于丑化自身揭示平凡朴素的人生道理。

美丑不辨。“审丑”问题，不单是一个形式问题，更体现在伦理道德、社会规范、精神修养等方面的失真与偏离。短视频中的“美丑不辨”是创作主体通过非和谐的内容产出对艺术主体（包括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非理性情感及错误性价值观的渗透和转移。不少网红的“成名之路”都是从因奇葩而引起网民围观开始的，他们打造审丑人设，以装疯卖傻、恶俗行为等进行自我丑化，博取关注，形成了网络特有的“审丑流量”“审丑经济”。

以丑为美。在虚拟网络中，“审丑”逐渐背离了传统美学范畴，大量内容生产以丑为美，衍生出了“审丑”的异化。短视频“审丑”异化具体表征为：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相异化；内容生产与内容消费相异化。其根本在于文化观与价值观的异化。如“药水哥”“郭老师”等网红坚持着“以丑为美”的创作逻辑，以无营养的文化输出和无意义的社会价值表达企图打造短视频爆款，最终深陷在审丑异化的泥沼之中无法自拔。

2024年上半年，自媒体博主袁某为了涨粉，把饮料假装成尿液，当着检验科医生的面喝下，其因拍摄低俗视频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相关账号也被网络平台封禁。

眼球经济下的人设打造。传媒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米歇尔·高德哈伯在《注意力购买者》一文中提出，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是过剩的，相反注意力才是稀缺资源，因此人们为了获得关注，赢得注意力财富，生活会越来越公开，廉耻心越来越小。近年来，众多“网红”卖丑成名，获取高额收入，正是对这种传媒经济模式的现实映照。

娱乐至死下的审美偏离。观看审丑视频的用户大多出自猎奇心理，而娱乐至死的态势使得社会主流价值观、审美观消解。受众在消遣娱乐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模糊了美丑边界，感官享乐的条件反射代替了对“丑”的理性批评和反思，进而导致审美偏离。虽然在受众中也不乏批评和谩骂的声音，但在“唯流量论英雄”的当下，“审丑”反对者携手拥护者及沉默者一起，化作培植“英雄”的土壤，使得所谓网络人设在网络中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及价值。受众的麻木跟风只会导致更多“丑角”逐利起舞，以更加猎奇的方式撩拨受众心弦，甚至让“审丑”内卷，群起效尤。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的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10.9967亿人），较2023年12月增长742万人，以10—19岁青少年和“银发族”为主。新增网民中，娱乐社交需求最能激发网民上网，在该群体首次使用的互联网应用中，短视频应用占比达37.3%。当短视频“审丑”浪潮铺天盖地来袭之时，极易冲垮、扭曲青少年的审美情趣、价值判断，甚至盲目跟风。这种审丑狂欢的背后隐藏着社会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网民膜拜这些丑陋的形象，并在社交过程中以角色降格的方式，即自我调侃、自我矮化，最终以丑陋抵抗优雅，意图解构与取代原有的美学标准。

此类突破道德底线的低俗表演，与戏剧中丑角的滑稽和幽默有着本质的区别，丑角更多地通过才艺展示社会生活中的可笑可恨之处，具有明显的讥讽和警示作用。但一些网红的低俗表演，则刻意宣扬丑陋、愚昧、野蛮的价值观，将“以丑为荣”“以丑为美”作为价值导向，表演者通过刻意装扮的“扭曲”形象来获得观众的认同，不但通过表演获得超额的社交报酬和经济资本，还将低俗作为一种价值观向整个社会兜售。甚至一些恶俗行为的传播还颇有市场。

一些网民认为，这类主播故意扮丑，只不过是博人眼球，不必上纲上线。但是，短视频不仅是娱乐平台，也是展示社会文化的窗口，如果任由各种丑陋、龌龊、粗鄙现象的流行，且将擅长这些丑陋表演“技巧”的人视为消费偶像，将“炫丑”表演视为社会认可的价值标准，势必对社会文明底线造成巨大冲击。网络上有观点说：“网络装疯卖傻迎合民众审丑的视频，看似是丑角在挑战公众的价值观，但事实上，公众只是像欣赏小丑一般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将人作为纯粹的工具在消费和践踏。”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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