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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结束后，治国精英们认识到，本该为自己带来安全的同盟体系恰恰成为最不可控的风险之所在。

在20世纪前40年里，欧洲各大国几乎都在致力于寻找并利用同盟来获得安全，但这些努力最终都证明是失败的，即它们的代价远大于实际带来的效果，或者更糟，彻底毁掉了战略所要服务的目的。

在20世纪的头十年，随着各大国之间一个个同盟条约的签订，欧洲的两大阵营渐渐显露出来。其余各国因为追求安全或躲避被孤立的处境，不得不加入某一阵营。由于担心这些同盟关系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在敌对同盟那里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各大国国内的执政精英都保持这种共识：对小国的援助承诺绝不能停留在口号和条约文本上，而要随时准备付诸行动。与此同时，欧洲处于一种普遍的焦虑和厌倦情绪中：政府和精英对于国家集团间越来越加剧的紧张和对峙感到焦虑，老百姓则对近半个世纪的普遍和平感到厌倦。当时欧洲的国务家和军人头脑中关于战争的压倒性历史意象就是德意志统一战争：快速的运动战，大包围之后干脆利落的决战决胜。于是，当奥地利为其大公被刺而向塞尔维亚施加压力时，俄、德、法、英先后向敌对同盟宣战，每一国军队的运兵车上都写着“圣诞节回家”的字样。

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和平时期建立和加入同盟的本意是为了确保安全与和平，但恰恰是同盟关系造成了一种超出各国自身控制的普遍紧张，最终使各大国在短短几天之内进入大战，而且是如释重负般地奔向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