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重庆解放之路”·军事①｜运筹帷幄 向西挥戈横扫千军
2024-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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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服务团经酉阳南川，日夜兼程向重庆挺进。（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8月11日，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刘伯承元帅次子刘蒙赠予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亲笔手书对联。
雕花飞檐、镬耳山墙、飞阁流丹……8月11日，一场短时强降雨浇灭了羊城的暑气，走进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与刘蒙将军约见于此。
“辛苦你们了，这么远还专程赶来采访。”尽管已年至古稀，老将军目光炯炯，精神矍铄，说话声音山响，偶伴开州乡音，举手投足间，尽显军人本色。
“横看纵观进入历史 周道坦荡悟出人生”——我们的“重走重庆解放之路”采访，就从刘蒙将军赠予记者的这一副亲笔手书对联开始。
主席点兵，刘邓大军受命挥戈向西
刘将军的这副对联，笔力遒劲，气势磅礴，且字字精妙。
“横看纵观”，展现了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原则作为理论依据的大历史观；“悟出人生”，则展现了他“读史明智，鉴往知来”的人生信条。
这也完美契合了本次重庆日报推出“重走重庆解放之路”系列报道的初衷。
“解放重庆，得从毛泽东主席落子西南谈起。”赠送了对联，刘将军又从挎包里掏出他新近创作的大型历史电影《钟山风云》剧本，向记者展示了剧本中的一个场景：
刘伯承对他的副官说：你把这本进军西南的武器装备清单送给王冶城，他还在金陵兵工厂加班，让他尽快完成。
张二勇（刘伯承的副官）：是（张转身准备出去，紧接着又扭头）。
张二勇：外面下雨了，我担心您的腿，一下雨就痛。我和荣华同志想给你买一点药……（刘伯承打断张二勇）
刘伯承：这点小病，不会妨碍我们进军西南，快去送资料。
张二勇（立正，敬礼）：是，西南解放了，和司令员一起回家……
剧本中这一精彩桥段，生动讲述了刘伯承“告别中山陵，准备进军西南，完成他一生夙愿”的场景。
刘蒙，刘伯承次子，毕业于清华大学，从事过科研工作，当过部队指挥员、军事外交官、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少将军衔，并参与过《刘伯承传记》编写，创作有电影文学剧本《青年刘伯承》等，对那段历史了然于胸。
抚今追昔，时空穿越。
1949年4月下旬，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绿荫环抱，清幽静谧。毛泽东刚用完早餐，正在凉亭中小憩，秘书就兴冲冲地带来了南京解放的捷报。
看完捷报，毛泽东回到屋内，走到墙上悬挂的巨幅地图前，目光从南京向华南、西南和西北延伸，眉头时而紧皱时而舒展。
不久，周恩来也走进房间。毛泽东说：“原定二野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以防备美帝国主义于我军渡江之后可能进行的干涉，现在看来，美国直接干涉的可能性不大，二野下一步进军西南的行动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摘自郭娟娟《重庆解放实录》，原载于《党史纵览》2019年第8期】
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明确指出：“二野亦应准备于2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该部署还指出，二野目前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是必须的，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军占领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把进军大西南的任务交给二野，显示了毛泽东对这支英雄部队的青睐。”刘蒙说，此时的二野下辖3个兵团、9个军，可谓兵强马壮。对由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等人组成的久经沙场的二野领导机构，毛泽东更是信赖有加。
同年6月17日，中央军委再次电告刘伯承、邓小平：“二野西进时机，拟以9月较为适宜。一则准备时机充裕；二则沿途那时才能有粮食；三则四野主力（7个军）9月可到郴州，11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争取重庆较为有利。”【原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
按照党中央指示，刚经过渡江战役洗礼不久的二野，马不停蹄，人不卸甲，开始谋划进军西南的方案。1949年7月中旬，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二野前委在全面分析敌情之后，在南京召开二野高干会议，研究制定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
上兵伐谋，“大迂回”聚敌歼之
西南地区尤其重庆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山高林密，沟壑密布，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那么，进军西南，二野如何排兵布阵？
在重庆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文史专家周勇的办公室，他打开了一本《重庆解放》档案集。
“重庆及西南地区难打，蒋介石自然深知这一点。”他说，在蒋介石看来，西南地区有可资据守的政治和地理条件。为此，国民党成立非常委员会，通过《扭转时局方案》，蒋介石再次出山，于1949年8月24日飞抵重庆，决心在西南地区进行最后抵抗，并随即提出了以云贵川康为后方基地，“建都”重庆，“确保大西南”的方针，静待国际事变，以图东山再起。
在作战上，蒋介石精心构筑以重庆为指挥中心、四川为主要据点、川陕边为守备重点、陇南陕南为决战地带的“大西南防线”，总兵力达到90多万人，企图以嫡系胡宗南集团等扼守秦岭等天险，阻止解放军入川；以白崇禧集团等组织湘粤联防，凭借两广作为固守西南的掩护。如广东不保，白部退入广西，与四川胡宗南部遥相呼应，联络云贵军阀共同顽抗，以待时机。如此布阵后，蒋介石得意地提出“军事西南，政治台湾。”
“蒋介石以嫡系胡宗南集团扼守秦岭天险，阻我解放军由此入川，主要是考虑到川北既是解放军入川捷径，又有陇海铁路与老解放区相连，补给问题较易解决。”刘蒙称，所以，蒋介石国民党判断我军主力最大可能由这一方向入川（我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关系，强化了敌人这种误判）。
面对蒋介石的布阵，解放军如何应对呢？
翻开一张泛黄的《进军大西南态势图》，周勇称，从该态势图上看，可以清楚看到我军“围三阙一”的经典布局，其中有虚有实、有真有假。
1949年7月14日，邓小平奉命首次到北平（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筹划了二野等进军西南的战役部署。
毛泽东、邓小平等决定：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对白崇禧及西南各省之敌作战时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战略方针。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彻底切断敌人的退路，封闭敌人于西南境内予以全歼，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等经过反复研究，于1949年8月19日拟定了《川黔进军作战的基本命令》上报军委并告华中局。
该命令明确了各部队的基本任务，即“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当时分别担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和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原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
同时，该命令对各部队的行动进行了部署：五、三两兵团，第一步必须于十月十日以前分别到达武冈、邵阳、湘潭之线和常德、江陵之线；第二步于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分别攻占贵阳、黔西和遵义、彭水、黔江；第三步分别经过毕节进击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和进击泸县至江津地带之敌。
“由此可见，这一部署完全避开了胡宗南集团、白崇禧集团的防守重点，从蒋介石所谓‘大西南防线’最薄弱的川东南入手。”刘蒙说。
按照“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军事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贺龙率领第18兵团从陕西省南部进入四川，配合第二野战军主力解放西南，但“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到叙、泸、重庆一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四野则向广西进军，以大迂回抄断白崇禧集团退云南之路，防止其“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及支援雷、琼”。
除了军事准备外，二野还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7月开始就进行休整。当时，部分指战员有畏难怕苦思想和保守思想，认为西南偏僻，山多路远，地瘠民贫，怕回不了家。
为此，邓小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在进军动员的同时，开展政治教育，以加强人民、祖国的国家观念，爱护人民、祖国财产，反对本位主义，反对叫苦和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思想。二野直属队还及时召开党代表会议，一面检讨，一面提出建议，从思想上解决畏难情绪。
不仅如此，刘伯承认为“没有文化的部队是无法完成中央下达的解放西南任务”。二野选调了到西南工作的地方干部4800余人，在京沪招收青年学生约1万人，组成西南服务团，在解放西南中做群众工作，并协助建设西南。由此，二野完成了进军西南的所有战前准备。
声东击西，用兵如神横扫千军
刘伯承在参加完开国大典及其后的相关会议后，于10月23日同邓小平一起乘列车从北京南下，与由南京北上的张际春、李达所率二野领导机关会合，在到达郑州时，参加了各界民众举行的盛大热烈欢迎大会，并公开露面和讲话，新华社还专门为此播发了消息。
“这实际是他们在巧妙运用声东击西的计谋迷惑敌人，目的是把蒋介石在川东、黔东防守的部队尽量北调，以达成二野主力部队在这一地区实施正面攻击的突然性。对刘邓的妙计，毛泽东还曾言简意赅地加以概括：刘邓‘由京经汉赴湘，指挥二野向四川进军’。三、五两兵团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境待命’。”刘蒙说。
然而，就在蒋介石为把主力部队调到川北实施重点防御而洋洋得意时，二野主力却已秘密地开往湘西常德和邵阳地区迅速集结。二野的领导机关离开郑州后，也没有西进，而是秘密南下，抵达武汉。
这时，在连接西南和西北的秦岭一线，解放军第18兵团和胡宗南集团却在“轻松”地对峙着，一面是进而不快、突而不破，一面是或守或退、举棋不定。
而在长江以南宽广的战场上，二、四两大野战军则形成了奇特的反差：公开向华南进军的四野，浩浩荡荡，锣鼓喧天；秘密向西南进军的二野，偃旗息鼓，不显踪迹，但一道道作战命令，却悄然传达到参战部队的指挥员中间，并随即变成指战员们的坚决行动。
就这样，解放大西南，在我方统帅部的精心运筹中骤然拉开帷幕：
1949年11月1日，在四野发起广西战役同时，刘邓指挥二野主力等，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宽约500公里地段，突然向敌实施多路进击，立即打乱了蒋介石在西南的整个防御作战部署。其中，川东南之敌企图重新布防，确保西南敌主力侧后方安全。我军各部则排除万难，加速前进，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川湘鄂边防线”，还拦腰斩断了其大西南防线，既打破了白崇禧部西撤云贵的企图，又直接威胁着川北胡宗南部的退路。
至此，蒋介石才如梦方醒，深感“川黔残局日趋严重，大祸迫在眉睫”。1949年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在白市驿机场的专机上度过了惊惶一夜后，飞逃成都。
同日，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重庆市区，重庆市区宣告解放。山城破晓，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从这一天起，重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告别苦难，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和新重庆的道路。
“解放军以少胜多的案例不少，但解放西南、解放重庆之战，堪称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的经典案例。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它丰厚的历史内涵依旧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我们要发扬先辈‘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精神，读史明智，苦练真本领、真功夫，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贡献力量。”采访结束时，刘蒙如此寄语读者。
